论《金瓶梅》艺术上的大突破

<金瓶梅>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金瓶梅>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叙述结构及题材选择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绝对自我”：寻求哲学的拱顶石——赖因霍尔德哲学与费希特知识学第一原理

康德哲学因其“自在之物”的赘疣及将认知、情感、欲求诸先验机能“单纯并列”的致思格局，引发了其后的康德主义者们重新塑造“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以使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种种努力。赖因霍尔德关于哲学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应置根于一个单一、绝对无条件的原理的思想，被包括费希特在内的哲学家们广为接受，但其作为第一原理推出的“意识命题”却因着对主体及其能动性的漠视而未能经受住他自己所提出的第一原理标准的检视。基于独断论思维的怀疑论者针对康德哲学因“自在之物”引发的内在学理上的扦格向先验唯心主义发起严峻挑战，这亦促使费希特思索建构一个将主体性原则贯彻到底的新的学思体系。费希特通过对人的“自我意识”所做的独立而深彻的思考，为其知识学体系寻获了坚实的立足点——“绝对自我”。作为绝对自发、自我圆足的原初存在，“绝对自我”集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的受动性于一身，具备一种自我眷顾、自作贞认的本质。知识学通过“绝对自我”将康德哲学倚重主体的精神性状推向极致，彻底放逐了“自在之物”，亦有力回应了怀疑论者的诘难。     

六朝上清经的隐书之道

本文认为，上清派是房中术派。上清派的上道可称为“隐书之道”，包括男女双修秘术。多奉女神，大量女性与男性一起创教、传教，表明女性对于隐书之道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辩证逻辑思想及其运用

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1]正因如此,辩证逻辑在《资本论》中的运用为人所熟知,学界对此也有许多研究。相比之下,对马克思其他著作中辩证逻辑思想的研究就少得多了。实际上,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始,就运用了辩证逻辑的方法,其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

如何在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的视阈内规定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具有前提意义。从其内部构成看，首先它是一种主体性的德性，亦即令行动者、他人和城邦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使之处在整体性的好状态的能力和品质；其次它是一种作为客体性存在的观念系统和感受性存在的社会场域，亦即作为习性存贮下来的类意义上的意识和规范，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环境。事实证明，如何拥有并切实可行地运用意愿中的德性与规范，才是最为艰难的事情。真实动机、道德革命、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构成了一个自我流动、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逻辑，以此为基础，将现象学的致思范式充分运用到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分析和论证之中，便有了结构现象学、价值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其间充满了自我开显、自我转换的内在逻辑。     

《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过刊征订启事

<正>《哲学研究》编辑部现存有2004年、2008年、2009年、2011年《哲学研究》全年期刊及2010年部分期刊,另有少量1957年、1978年及1996年至2001年     

试论孔子对传统礼乐文化的贡献

孔子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则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礼乐文化。因此,对孔子的礼乐观作文化学上的探讨,实在是研究孔子思想乃至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课题。 研究孔子的礼乐观及其对礼乐文化的贡献,离不开《论语》中有关礼乐的言论。《论语》论礼乐,或单言礼,或单言乐,或礼乐连词,或礼乐对举。现简要摘举如下: (一)单言礼共57条。例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见《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建立基督教会必须警惕异端邪说的危害

为了说明警惕和反对异端邪说的必要,我将从四个方面叙述一点看法,请大家指正。 一、不随从各样的异端是圣经的教导 新约圣经有三处明确提出要谨防异端邪说的危害。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11—16节中说:建立基督的身体,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要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一生,只做一件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如果要选"贺岁诗",王安石的《元日》一定会榜上有名。彼年,王安石第一次拜相,开始推行新法,春节时他看到家家户户都欢天喜地忙着过新年,那辞旧迎新的景象与推陈出新的新法如出一辙,他憧憬着新法会像新年一样,给大宋带来全新的气象,有感于此,他写下《元日》一诗。有人总结人生的两大意义,一为快乐,一为信仰,而王安石显然追求的是后者。     

人工智能必须考虑风土性因素——以“电车难题”为母题

对于与自动驾驶有关的伦理学规范的讨论，往往以“电车难题”为母题。不过，西方学界处理电车难题的思路，主要就是在义务论思想与功利论思想之间打转，而这种视野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开发用以处理道德两难的自动推理系统的思路。而在上述处理进路中被普遍忽视的，便是“风土性因素”在紧急避险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些因素的存在，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这里，“风土性因素”可以被理解为在特定文化与地理场域中具有特定特征的司机关于如何进行紧急避险的缄默习惯。从立法角度看，未来可能出现的针对全自动驾驶系统的法律法规，应当在合适的尺度上容纳上述“风土性因素”,以便降低可能的执法成本。而这一诉求自然就会倒逼今天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者对我国各地区司机所默认的紧急避险原则进行系统的调研与统计。而从技术角度看，要在为自动驾驶技术匹配的人工智能系统中以某种足够灵活的方式实现“风土性”原则，我们就需要对现有的基于符号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主流技术路径进行大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