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尊道贵德

正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以理性的态度、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坚持"尊道而贵德"的好传统,确定自己的方向道路,选择正确的态度步骤,脚踏实地地躬行实践。什么是"道"?《老子》书里说,"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韩非子·解老》中说,"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简单地说,"道"就是世界上永恒运动着的最根本的客观规律,而"德"则是人类对于"道"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它在人生和社会中的体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职     

荀子“居赵入秦”考

结合《荀子》的许多篇章,荀子“由楚至赵”后,在赵停留时间很长,大致可以延伸到秦军的“邯郸之围”后。荀子居赵期间,因“魏齐事件”,随平原君一起入秦、又一起出秦。正是由于此行的经历,最终形成了《强国》、《儒效》记录的内容。这一点可以从《荀子》、《战国策》、《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中加以证明。     

论《管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以批判的态度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即人们的实践精神、实践行为与实践结果。《管子》提出了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之道、外王之道与圣王之道。内圣之道表现为修心静意、修德获道;外王之道表现为遵循和实行大道而成就帝业、王业和霸业。圣王之道表现为“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禁止歪门邪道,畅通正道,在人们的实践行为中达到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统一,做到功德圆满。     

“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北大简《老子》下经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经第十一章的"损之又损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两者有着必然的关联。"玄之又玄之"是一种不断减损、否定的工夫论,是朝着"道"的方向不断接近的过程。"玄"是动词。"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更容易解释后世"双遣"说、"重玄"说产生的合理性。     

爱使家园更美丽——从三一上帝之爱浅谈基督徒的生态观

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约翰一书》4章8节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说明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爱,并且在爱中合而为一,相爱相契。奥古斯丁（Augustin）把圣父、圣子、圣灵分别类比为爱者、被爱者、爱的关系,因为爱,三个位格紧紧联系在一起。人类与自然都是上帝所创造,因着爱,得蒙三一上帝的眷顾,也因着爱,所有被造物在三一上帝的创造、救赎、护佑中得以更新而变化。三一上帝爱人也爱自然,因此,基督徒不仅要爱上帝和爱人,也要爱上帝所造的自然。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正在急剧恶化,大气与水圈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和居住安全。前不久有新闻报道,我国某县部分餐饮部门为谋取暴利,不惜残杀国家珍稀动物——猕猴。人们时常听闻与生态环保有关的负面新闻,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挑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晋文侯名仇之研究

晋文侯在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的这段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其研究实属必要;而对其名字含义的研究,则不仅有助于理牖周代的命名原则,还可以厘清晋国的相关史事。根据史籍记载,晋文侯被命名为“仇”,其含义并非以往学者所谓的“战相仇怨”,而是“匹配”之义;晋文侯出生之年条之役为周宣王二十三年,战争结果史籍缺载;晋文侯与其弟之命名违反了周代命名原则,预示着晋国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