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

点校本<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中两条前后相继的语录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表现为两处"人欲"均是"人心"之误.本文从<朱子语类>文献资料内证以及"人欲"、"人心"二词的义理分析两处着手支持自己的论点.指出了是原本错误而点校者未发现上述错误.论证了两条"问题"语录的存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最后指出了较为合理的修改方式与本文的写作意图.     

《论语》中的“华夷之辨”及译者文化身份研究

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探讨《论语》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及其英译。通过比较理雅各、韦利、辜鸿铭、林茂荪和刘殿爵对"华夷之辨"思想的不同译法,笔者发现:民族身份对中国中心主义的不同翻译有一定影响,但由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个性化差异,具体影响的方式又十分复杂,很难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概括。     

基于肯认的超越:论孟子对后果的思考

《孟子》很多文本可以从与动机相对之后果的角度加以分析。孟子对后果的考量贯穿于整个道德行为之中。良心中内含对理想后果的期待,这是我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果在道德行为中没有对后果的期待,这不是一个君子应有的状态。当正常的道德行为无法实现期待的后果时,基于对后果的预估,可以采取权变的方式加以调整,这是“经权之辨”。虽然后果是外在的,不由自己掌握,“得之有命”,但其实现却有一定的方法可寻,这是“求之有道”。期待与预估的后果都属于设想的后果。当实际的后果与设想的后果不符时,“行有不得”,要以此为契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反思,这是“反求诸己”。后果不由自己掌握,这会使得道德行为受到外在限制,但我们仍然要坚持道德的理想,这是“性命之辨”。孟子对后果的态度是基于肯认的超越,对其作义务论或后果论的解读均有失片面。     

明代大礼议的情礼分歧与论证方法

在明代大礼议中,议礼双方立论基础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情与礼的分歧。宗法派基于宗法礼制,主张继君统必先继宗统,让皇帝改换父母;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主张继统不必继嗣,维护皇帝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双方分别从情、礼出发,主要采用考论史例、诠释经典、探究典章、借助灾异共四种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通过分析大礼议这一生动的道德实践案例,既可以管窥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关系,又可以为深化认知、研究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道藏》四卷本《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辨误

本文指出,<道藏>四卷本<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以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文为主,杂采成玄英<道德经义疏>及唐玄宗<御疏>等,非唐玄宗所撰;认为是五代后蜀乔讽所编<道德经疏义节解>原书.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母亲

傍晚,我独自一人在小院里踱着,嫩嫩的金银花藤爬满了架,使得小院有些春的意境,这是我母亲栽的。忽然,一个由不得我的意念在我心中产生——到村西头走走,看一看那座新坟。     

《易图明辨》与儒道之辨

17世纪中叶儒者在亡国之痛中藉由回归传统经典，从事新的研究工作。他们注意到原属于道教的思想学说阑入儒学，尤其集中于易学之中，兹事体大，必须将儒道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此即本文所称“儒道之辨”。胡渭《易图明辨》一直被视为当时最具代表性、最能穷溯本末的一部易学著作。本文除前言和结论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介绍《易图明辨》写作背景、胡渭生平及其进入儒道之辨论辩的历程；2.分析《易图明辨》的整体撰著方法；3.分析《易图明辨》对易图源流发展中三个重要问题所作的分判；4.分析“儒道之辨”中“破”、“立”及“补”三个历程，以见《易图明辨》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位置。结论认为，在“儒道之辨”的第一阶段，学者直接攻击北宋以降的易图之学，着意于“破”而非“立”；胡渭《易图明辨》标识了第二个阶段，为历代易图种种相关的学说寻觅其各自的源流归属，在这基础上再行评价，亦即重在“立”而非“破”。第一、第二阶段所未解决的关于朱子易图思想的问题，历经王懋及纪昀等学者的辨正，重在补充，为第三阶段。     

《感觉与可感物》选译

感觉与料理论是个古老的哲学理论,20世纪上半叶更是极为流行,奥斯汀以艾耶尔的<经验知识之基础>为靶子,采用语言分析方法,对这一理论做出多方面的批判.奥斯汀指出,这一理论中包含了过度概括、虚假两分等常见的哲学谬误,以扭曲的方式使用直接/间接、实在、真正的、看起来等一系列相关语词.奥斯汀还连带批判了当时甚为流行的"两种语言"理论.最后,奥斯汀指出,艾耶尔并非当真对感知问题感兴趣,他当真关心的是认识论,并且继承了一个重大的传统错误,即妄图确立不可能误错、不可能需要纠正的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