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治疗学》教材的改革应当紧跟临床需要——建立现代针灸学临床诊疗体系的思考

以“辨证治疗”为主体的针灸教材,与针灸临床实践需要相脱节。主要的针灸专业杂志的文献多数采用“辨病治疗”模式。脱离临床的针灸学课本知识制造了“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尴尬状态。虽然新版针灸教材仍然以“辨证诊疗”为主体,但和旧版教材比较仍然展现了针灸临床“辨病治疗”模式的发展趋势。为了适应针灸临床的实践需要,《针灸治疗学》教材应当进行更为务实的改革。建立现代针灸学临床诊疗体系既是适应环境变化的客观需要,也是针灸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数据和事实,从学术发展的历史角度,论述了针灸临床的辨证施治模式向辨病治疗模式转化的客观趋势。     

母亲

傍晚,我独自一人在小院里踱着,嫩嫩的金银花藤爬满了架,使得小院有些春的意境,这是我母亲栽的。忽然,一个由不得我的意念在我心中产生——到村西头走走,看一看那座新坟。     

有为与无为——兼论王阳明中后期对道家道教的批评之二

阳明学因其讲本心良知,注重主体的心性修养和王阳明本人多次隐居,"出入佛老三十年",至中后期仍然十分注重融摄道释,以至于阳明学长期被当作没有经世功能和有为追求的纯粹心学或道禅之学。然而,从儒学固有的价值取向、阳明中后期思想的内在逻辑、性格特点以及王阳明所处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来看,王阳明无疑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现实关怀和实践品格的儒者。而且阳明学中"良知"的自然展开,"知行合一"、"体用不二"、"万物一体"的理论特点又形成了其学说"立体达用"的逻辑架构。王阳明正是用这种逻辑架构作为标准来对照查验其他思想学说,使之成为他展开儒道之辨、儒佛之辨的重要判据。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同异之辨——以杨廷筠的《代疑篇》、《代疑续篇》为例

本文以杨廷筠的《代疑篇》、《代疑续篇》为例,探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同异之辨,考察中西文化在明清之际相遇后如何处理文化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并浅析这两部著作何以引发中国礼仪之争。文章最后,反观当今的宗教多元论,对寻求统一性的对话模式加以反思。     

《辨学章疏》

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连上三道奏疏,攻击天主教,罗织了传教士三项罪责：第一,变乱历法,这项指控,其实就是针对传教士进入钦天监修历一事说的,他指出,传教士依照的是远夷的历法,变乱了中国自尧舜以来就坚持的正朔;第二,传教士及中国教徒,不敬祖宗,只敬天主,破坏中国伦常,是不忠不孝的表现;第三,传教士用小恩小惠,广收＂贪愚之徒＂。     

从中医症、证、病的概念谈辨证与辨病的关系

中医学中的症、证、病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症是人体在疾病状态下发出的每一个信息;证是疾病在瞬间的症状总和,是信息群;而病是症状和证候的主体,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只有辨证是不够的,辨证的同时应追求辨病,将辨证与辨病结合起来,在明确疾病诊断的前提下,辨证才是比较准确的.     

框架效应发生机制的辨优启发加工

以亚洲疾病问题为代表的框架效应是描述性决策理论违背规范性理论的经典＂异像＂,而辨优启发式是行为决策理论的一大新进展。该研究探讨了辨优启发式对框架效应的解释过程。以经营风险决策为情境,以有管理经验的被试为样本,实验结果发现选择理由越少的情景其反应时越短、相应的优势项的选择比例也越高,这一结果有效地支持了辨优启发作为过程模型的次序规则、停规则和裁决规则存在的客观依据,也间接证实了辨优启发式对框架效应的解释力。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义利之辨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谓的"义"指一般的道德准则,所谓的"利"通常情况下指个人私利。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义的优先地位,主张义以为上、先利后义、重义轻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但儒家并不排斥利,且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本性,甚至认为义能带来利。义有"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和"古今之通义"之分,当三者发生矛盾时,儒家认为应以"古今之通义"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准则。儒家的义利之辨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企业和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中西医结合临床思路浅谈--论辨证与辨病的关系

辨证与辨病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西医辨病又辨证,中医辨证又辨病,辨病与辨证是中医与西医都遵循的诊治过程,在临床中辩证运用中医与西医有利于中西医结合临床思路的建立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