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礼议的情礼分歧与论证方法

在明代大礼议中,议礼双方立论基础的不同可以归结为情与礼的分歧。宗法派基于宗法礼制,主张继君统必先继宗统,让皇帝改换父母;人情派基于孝道亲情,主张继统不必继嗣,维护皇帝与父母的亲子关系。双方分别从情、礼出发,主要采用考论史例、诠释经典、探究典章、借助灾异共四种方式论证自己的主张。通过分析大礼议这一生动的道德实践案例,既可以管窥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道德理性的关系,又可以为深化认知、研究利用传统道德资源提供一种可能的途径。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朱子设教思想在士庶中的一贯性——以义利之辨为角度

朱子认为利有好坏,但都要严辨义利。对不好的利当然要与义严格分别,极端即为舍生取义,这对士庶来说皆然,因为这关系到人禽之辨,有民之秉彝好德为基础。而考虑到位分、责任不同,对士庶的要求则有轻重、缓急之异,理学家并非苛刻无情者;对好的利仍要严义利之辨,是避免人为利而行义以至于终不免为利而行不义,朱子因此极推重董子“正谊明道”及张南轩“无所为而为”之说。但此时严辨义利并不意味着讳言利,“利者,义之和”既为自然之理,朱子对此平正说之,以礼乐政刑之惩恶扬善与以鬼神之福善祸淫来施教、劝谕皆正大光明,而并非就是以利害动人;朱子认为根本的是先要明理,义理明则利害自明。否则用心专主于功效利害上,设教即成设伪教,劝善即不免为劝恶,而士庶并受其诬。只有在上者既明义利之辨而为之倡率,其作为为政主体的地位才能凸显,政治才成就为德化政治而免于功利主义。且安顿好鬼神之福善祸淫对时政的辅助地位,神道设教的正大、充分含义亦得以彰明。     

义利·德性·成人——从“义利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观及理想人格的确立

孔子的"义"内含"仁"与"礼"两大因素,在外延上展开为"义德"、"义政"、"义利"三个方面。从幸福观一般原则的意义上看,孔子的义利观规定着幸福观的德性基调和现实品格,表现为重公利轻私利、重精神轻物欲的整体倾向,同时也客观地确认了功利的正当性。这种规定和确认是孔子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分析中完成的。孔子的义利观探讨的不仅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且关乎理想人格的成就,"成人"意义上的义利观在内在和深层意义上确立了孔子德性幸福的基本原则。     

认知诊断模型的标准误与置信区间估计：并行自助法

认知诊断模型的标准误(Standard Error, SE; 或方差—协方差矩阵)与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在模型参数估计不确定性的度量、项目功能差异检验、项目水平上的模型比较、Q矩阵检验以及探索属性层级关系等领域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研究提出了两种新的SE和CI计算方法：并行参数化自助法和并行非参数化自助法。模拟研究发现：模型完全正确设定时, 在高质量及中等质量项目条件下, 这两种方法在计算模型参数的SE和CI时均有好的表现; 模型参数存在冗余时, 在高质量及中等质量项目条件下, 对于大部分允许存在的模型参数而言, 其SE和CI有好的表现。通过实证数据展示了新方法的价值及计算效率提升效果。     

从维特根斯坦看魏晋“言意之辨”

一、维特根斯坦对可说与不可说的划分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前言中如下说道：这本书所讨论的是哲学问题,并且,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这些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是源于人类对语言逻辑的误解。整本书的主旨可以用以下的话来概括：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对于不能谈论的事情,就必须保持沉默。     

出仕元朝的画家及其鞍马画艺术——以赵孟頫、任仁发家族为例

在中国绘画史上,元朝是鞍马画极为盛行的时期,许多画家之所以能入仕元朝与他们的鞍马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出仕元朝的画家一直受到当世和后世的非议。本文拟以赵孟頫、任仁发家族为例,对出仕元朝画家及其鞍马画艺术进行探究并给以公正的艺术评价。     

基于肯认的超越:论孟子对后果的思考

《孟子》很多文本可以从与动机相对之后果的角度加以分析。孟子对后果的考量贯穿于整个道德行为之中。良心中内含对理想后果的期待,这是我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如果在道德行为中没有对后果的期待,这不是一个君子应有的状态。当正常的道德行为无法实现期待的后果时,基于对后果的预估,可以采取权变的方式加以调整,这是“经权之辨”。虽然后果是外在的,不由自己掌握,“得之有命”,但其实现却有一定的方法可寻,这是“求之有道”。期待与预估的后果都属于设想的后果。当实际的后果与设想的后果不符时,“行有不得”,要以此为契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反思,这是“反求诸己”。后果不由自己掌握,这会使得道德行为受到外在限制,但我们仍然要坚持道德的理想,这是“性命之辨”。孟子对后果的态度是基于肯认的超越,对其作义务论或后果论的解读均有失片面。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本文从批判义利之辨是“古典的陈旧课题和话语”的观点出发 ,指出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义利之辨 ,探讨了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之间的关系 ,认为只有通过义利之辨 ,才能真正形成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