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捐信息该强调恢复还是改善受事件可控性调节

求助者境况是募捐信息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境况的不同描述理应影响募捐效果,却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本研究根据对求助者境况变化过程的不同描述,将募捐信息分为两类：“恢复/重建”(强调求助者过去境况较好,当前变得很差,捐赠使其由损失境况恢复至原状)和“改善/提高”(强调捐赠使求助者由当前很差的境况变得更好)。通过1个二手数据(N=978,研究1)和6个实验(N=1163,研究2/3a/3b/4/5a/5b)发现,“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使捐赠者感知慈善项目更有利于求助者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而当捐赠者面对不可控(vs.可控)事件时也更关注减少损失(vs.增加获得)。因此,基于调节焦点的匹配,对不可控事件采用“恢复/重建”(vs.“改善/提高”)类描述,对可控事件采用“改善/提高”(vs.“恢复/重建”)类描述,个体的捐赠意愿(研究5)和实际捐赠(二手数据)更高。本文在理论上提出了新的募捐信息分类并证明其后续影响,在实践上可以指导慈善组织根据事件可控性合理设计募捐信息。     

阈上/阈下呈现OH投射卡的情绪启动效应研究

分别在阈上/阈下的条件下呈现OH投射卡,探究两种情况下是否能启动情绪。采用阈上和阈下启动实验,以正确率和反应时为因变量,检验阈上、阈下的情绪启动效果。阈上启动实验中,被试对OH卡中积极和消极、中性材料的反应时有显著差异,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阈下启动实验中,被试对消极和积极、中性材料在反应时和正确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示:(1)阈上呈现OH投射卡,OH卡中的积极情绪效价的图片和词汇能够启动情绪;(2)阈下呈现OH投射卡,OH卡中的消极情绪效价的图片和词汇能够启动情绪。     

关于元代设于江淮/江浙的释教都总统所

释教(都)总统所、总摄所是元代颇有影响的一级佛教事务管理机构,本文运用藏经刊经题记、译经题记与飞来峰造像题记等原始资料,结合其他文献,梳理了其中设于江淮/江浙的这一机构的历史面貌,勾勒了它的三个发展阶段。文章还就元代僧务机构所属的行政区划问题作了探讨,认为释教(都)总统所多设于元帝国的一级政区——行省,僧录司既可设于路,也可设于府,都纲司则设于县。     

感情经历、失恋角色对恋爱认知-情绪分辨能力的影响

为探究失恋后个体所出现的认知和情绪状况的原因,本研究考察了不同感情经历个体以及失恋个体中主动失恋和被动失恋者对"恋爱事件"的记忆和陈述方式的特征。方法:招募113名被试,根据感情经历和现状分为四组(失恋后单身45人,失恋后恋爱23人,从未失恋现恋爱11人,从未失恋现单身34人),失恋角色(主动36人、被动32人),使用多维尺度分析技术测量个体的认知-情绪分辨能力。结果 :四组中只有失恋后单身组且被动失恋的个体记忆方式中混淆了恋爱的认知和情绪成分,表现出较低的认知-情绪分辨能力。结论:(1)失恋后的再恋爱能够修复因失恋带来的混淆感;(2)失恋事件中的被动方往往比主动方体验到更多的混淆感。     

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

高扬理性与结构,贬抑情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共同特征,西方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此中偏颇而有"情感回归"之倾向。中国政治社会理论与经验中存在着一种情感互动,补充着西方的情感政治论述。相较于现代情感研究主要关注消极性情感与情感控制,传统中国的情治更多建基于积极性情感,建构出一套政治制度与社会规仪,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形成了不同于现代理性化、结构化的政治合法性类型。作为理想类型概念,情感合法性回应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大量的情感政治事实,将统治活动抽象为情感活动,即情感的体认、交流沟通与反馈。情感维度能够让我们体认出传统中国政治的特征,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特定行为背后的象征意涵。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与自我观念使情感转向工具性与碎片化,消极性情感大行其道,但是,积极性情感及其政治社会建构仍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