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吗?——兼论现代技术与后现代的关系

鲍德里亚是否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论者,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之争。在鲍德里亚思想是否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背后,它反映的人们对现代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仿真社会或超真实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的认识。澄清并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鲍德里亚思想的理解。为此,本文从现代技术的特征,即技术的仿真、仿像和超真实性等特征出发,对现代技术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鲍德里亚是一个以原始的“象征交换”为原则,对现代性进行激进批判的理论家和预言者,一个具有诸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后现代性特征的学者,一个后现代性的超论者。当然,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必须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加以给予必要的界定。     

创意写实素描在美术基础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

素描课是美术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以往的基础素描教学中,学生掌握了写实能力却失去了创造力,写实素描训练应逐渐加强学生对创意诸因素的认识理解及运用,在素描基础教学过程中,不但训练手更应训练脑,使学生真正了解写实与创意的造型表现都是相对而言的,它们都是艺术诚实的具体表现,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为以后的专业设计创作打下坚实的造型基础。     

视空间定位的短时记忆的超广度研究

采用视空间定位的短时记忆任务研究记忆负载的增加对空间位置信息和时间顺序信息的记忆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记忆负载较低时,位置记忆和顺序记忆的成绩相同;当记忆负载逐渐增大时,位置记忆的成绩逐渐上升,而顺序记忆的成绩先上升后下降,两者出现显著性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短时记忆的加工发生相应的变化,体现了短时记忆加工资源的有限性。     

6—12岁儿童脑波超慢涨落功率与计算速度的关系

对176名6-12岁认知功能正常小学生进行脑波超慢涨落平均功率分布与计算速度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1)计算速度快组和计算速度慢组中各年龄组的脑区平均功率符合额低枕高的前后梯度。计算速度慢组的逆转百分率高于计算速度快组。(2)在各年龄组中,计算速度快组和慢组功率前后逆转百分率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右脑,右脑功率前后梯度逆转在不同计算组之间差异较大。(3)在计算速度快组和慢组中,左脑平均功率都小于右脑平均功率。计算速度快组和慢组脑波功率左右逆转百分率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后脑,后脑功率左右逆转在逆转总数上计算速度快组多于计算速度慢组。     

浅议宋代婉约词的写实精神在市民文学中的传承——以李清照为例

词的创作在宋代达到顶峰,作为宋词重要流派之一的婉约派占据了宋代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席江山。婉约词以其清丽的意象和婉转迂回的笔调把写实精神与艺术创作完美融合。当代市民文学的发展如何借鉴并融八宋代婉约词的写实精神,是文脉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将通过三部分论述分析论证这一课题,探讨其中的现实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现代的、超现代的、反现代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形成源于与结构语言学的突然相遇。然而,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读者的认识中,他的著述表现出一种率直的转变,即从科学现代性工程的话语(知识积累与追求一般性)转变为宣称将文化分解为物理化学现象的话语(这是超现代层面),再从这二者转变为所谓的"文学"语言。这种语言阐述了失落、记忆、向往原始、对人口和环境变化的关注以及文化接触等论题:这些自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开始形成起就存在的论题引起了很大争论,可以称之为"反现代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现代、超现代和反现代三个层面来解读列维-斯特劳斯的著述,这三个层面似乎从其结构主义思想初步形成起就始终存在,并同时延展。     

内涵与外延之辩:基于含糊性语义解释演进的分析

在含糊性问题研究领域,多值语义解释和超赋值语义解释是两个经典的研究进路。相较多值语义中的经典三值解释和基于概率赋值的模糊逻辑解释,范启德(1975)给出的超赋值语义由于引入了基于可能世界语义的可精确化结构,具有更强的表达力,能够弥补三值和模糊逻辑处理的很多不足。距离超赋值语义发表40余年后,秋叶研(2017)给出了同样满足可精确化结构条件的一个布尔多值解释。由于超赋值语义一直被当作典型的内涵语义处理方式,而在含糊性问题研究领域,布尔多值方法却在大多数时候被认为是模糊逻辑这个基于概率处理的典型的外延语义的复杂版本,内涵语义与外延语义的殊途同归,非常值得仔细思考和探究。本文将结合含糊性问题研究领域的多值语义解释和超赋值语义解释的演进过程,以内涵语义和外延语义的区分为切入点,最终指出,(当下主流定义下的)内涵语义与外延语义的界限是模糊的,而在原有界定基础上,对内涵语义增加“内涵语义要可以表达非线序的偏序结构”这一限制,能够进一步对内涵语义和外延语义进行区分。     

天主教绘画艺术中国化 以陈缘督的圣像画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一1922年,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来到中国。这位擅长雕塑、深谙艺术史、倡导天主教＂本土化＂的枢机主教,对于天主教绘画艺术的中国化做出了诸多贡献。在他看来,＂一个本籍艺术家,应该深明宗教画像学的内容,然后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按照他本国的形象语言,把自己的主题表达出来＂。     

多层螺旋CT灌注成像在急性脑梗死超早期的应用

为了评价多层螺旋CT灌注成像(MSCTPI)指导下急性脑梗死超早期溶栓治疗,对60例发病≤3h临床诊断为脑梗死的患者进行常规颅脑CT扫描,对所有入选病例均进行MSCTPI检查.结果提示,MSCTPI可以超早期诊断急性脑梗死,为早期溶栓及个体化治疗提供影像学证据.     

论孝养义务的伦理基础

孝养义务是指成年子女对父母所具有的照料、陪伴及满足合理需求的道德义务。就其伦理基础而言,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感恩理论,即认为,子女应该孝敬赡养父母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然而,这一观点面临诸多挑战。感恩理论总的说来是基于"生养有利论":把一个人生下来并(或)把这个人抚养长大是有利(benefit)于这个人的。正因为子女从父母那里得了利,而且是很大的利,所以才应该感恩回报父母。针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被父母生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算是得利。另一方面,感恩义务的来源是超义务的行为,而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父母仅仅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子女不需要因此感恩父母。如果,"生"不算是利,"养"又是父母的道德责任而无需被感恩,那么,子女似乎不必对父母具有孝养义务。面对上述挑战,本文尝试对感恩理论进行修正:子女的孝养义务源于父母的抚养之恩,但并不是所有抚养行为都应该被感恩。只有超出抚养义务要求的行为才值得子女感恩,也才是子女孝养义务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