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资本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揭示了心理资本"怎样"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个体中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心理资本量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技能量表和职业决策困难量表对730名大学生进行研究。研究显示：（1）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部分中介了心理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2）社会技能调节了心理资本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影响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和后半路径。研究结论对促进大学生成功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证价值。     

扩大内需:基于“母市场效应”的理论评述

本文主要对母市场效应理论进行文献评述。描述了Krugman关于母市场效应理论的最初模型,并介绍了对母市场效应的理论拓展和实证检验,文章最后提出了在中国出口市场面临一定变化和强调扩大内需条件下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母市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的一些设想。     

简单选择

美国加州的德雷格尔市场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购物者光顾“销售大厅”。“销售大厅”里提供不同的风味果酱,有时展示24种,有时只摆放6种。一个数据表明：走进“销售大厅”的购物者人数,在展示24种时比只摆放6种时要高出50％;另一个数据则显示：当100个人走进提供24种果酱的“销售大厅”,仅有3个人购买了果酱;当50个人走进只提供6种果酱的“销售大厅”,却有15个人购买了果酱。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云南宗教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方,本文选取托马斯·福特·布朗关于社会资本的系统性定义,以云南宗教为个案,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以少数民族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云南传统宗教为切入点,进行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思考和解读。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与其丰富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密不可分,同时,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也需要合理的引导和管理。     

《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解读

2020年8月27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交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令公布了《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20年12月1日起实施。《办法》的公布实施,对于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规范伊斯兰教朝觐事务管理,保持朝觐活动正常秩序,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法”与“术”: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之探微

数字经济平台以数据作为竞争基础,依托算法等技术扩展竞争优势,已成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主体。近年来大型数字经济平台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层出不穷,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难点颇多。数字经济平台处于动态市场结构中,难以适用趋于静态考察的市场份额推定方法;同时,数据的竞争属性也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实践中被忽略。因此,需在遵循《反垄断法》这一法基础的前提下,结合数字经济特性调整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方法。宜重点从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扩张壁垒角度进行精细化分析,审慎分析竞争相关数据获取及运用能力,此即数字经济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之术。     

代孕的伦理争议

代孕是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一种事物.与传统的生育方式不同,代孕的妇女在产下孩子后,对后者不拥有父母通常对子女所拥有的权利.这引发了极大的伦理争议.许多代孕的批评者或者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或者认为这种行为在当代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背景下是不道德的.但前一种批评仅适用于代孕者在产后改变自己心意的情形,而后一种批评则不能说明代孕本身是不道德的.在公平的背景下,基于自愿基础的代孕应该得到伦理层面上的认可.     

经济服务伦理论纲

经济服务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领域相互满足需要的活动,基本内容是相互提供物质产品和劳动付出,基本依据是社会分工和商品所有者成为彼此独立的私有者.经济服务伦理是一种客观伦理关系,同时体现着商品所有者的意志对待关系,内含一定道德观念并受一定道德规范调节.商品交换双方之间相互依赖、互利互惠的客观服务关系构成市场服务的伦理常规;基于个人道德自律并由个人自愿选择的无偿服务行为是市场服务的道德特例.市场服务主体有获得利润、实现个人或企业价值的责任,同时要为社会提供优质市场服务,承担社会责任.     

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马克思和罗尔斯似乎有着十分不同的正义观。马克思主张,正义概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主导生产模式所要求的操行,作为具有普遍约束性的律令。罗尔斯则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它的法则可能被所有这样的人所认可:他们公正、合理地商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划分彼此之间在社会合作中的负担和利益。尽管体现在马克思和罗尔斯立场之间的种种重要不同仍然存在,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正义观上显然不同的立场,是能够调和的。尽管受到黑格尔和康德的不同影响,马克思和罗尔斯的观点还是能显示出一致之处。在提出明确的正义政治概念时,罗尔斯认为,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必须是在社会体制中能够实行的。这导致他的“康德式构成主义”,向黑格尔的观点靠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奠定了他对普遍的、社会先验的正义原则的拒斥。笔者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两人所追问的,都可以被看作是何种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不过,其间仍有两点重要不同。首先,马克思憧憬的,似乎是一种超越休谟和罗尔斯所谓“正义环境”的社会,而对罗尔斯(2001,P177)来说,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则是乌托邦。其次,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市场关系应该被超越,因为这些市场关系天然地包含着生产者与生产的社会过程以及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虽然在超越正义环境的社会里,市场的消亡也许可能,罗尔斯却宣称,在要求必须公正解决竞争的任何社会里,市场消亡均不可能。笔者认为,如果将马克思对市场的拒绝,看作是从根本上拒绝“商品拜物教”,那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就能调和。笔者的结论是,除了马克思关于未来无阶级社会概念中含有理想成分外,在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观上,马克思和罗尔斯的立场相当接近。     

道德的市场与企业道德行为的合理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命题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竞争理论为道德和市场的二元分裂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企业活动非道德性的神话。经济实践活动面临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彰显企业非道德神话的谬误。鲍曼认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道德的市场",企业作为道德人士比作为自利的"经济人"更能理想地实现自己的效用;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企业的道德性行为也是合乎理性的。当代市场活动对伦理道德的需求,宣告了企业非道德性神话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