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2004年5月31日上午,第十一期“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丰子义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是：全球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探讨。叶汝贤教授主持论坛,马哲所教师和研究生出席了本次论坛。     

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三重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应该爱国爱教,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他人施与慈悲和爱心,坚持团结进步、和平宽容,防范宗教极端思想和宗教暴力,防范邪教蔓延,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维特根斯坦与奎因:兼容而不对立的两种哲学

维特根斯坦和奎因都鄙视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思辨,并且都花大力气批评传统的哲学概念和理论。但是他们在此批评之后继续从事哲学的路径是不同的。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等同于对传统哲学思维的批判,并且仅此而已。奎因则通过把哲学问题重塑为科学问题来尽其所能地挽救以往的哲学,并且对他重塑之后的问题做出回答。与人们对维特根斯坦和奎因的通常看法相反,我认为他们从事的哲学研究是互补的、并不是不兼容的。他们只是在表面上看是对立的;而实际上赞同其一方并不意味着拒绝另一方。     

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底线

按照斯密的看法,市场经济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一条是非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土地公有制和国有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条"社会主义"底线,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对这两条底线的坚持是分不开的。正如土地公有制避免了中国农民的彻底无产阶级化一样,公共资本为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提供了保障。中国决不能搞土地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否则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论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对立以及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兼论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路径

桑德尔和罗尔斯在正义与善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本质上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的争论。罗尔斯从正义原则是独立于人们的各种善观念、善目的的角度论证正义优先于和决定人们的善观念、共同善目的,而桑德尔则通过批评罗尔斯所预设的自我观的个人主义性质,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双方的理论代表了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两种基本路径。对人类社会中的理性、利益、规律的一般关系和历史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是正确研究正义与善之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思路,这也正是对双方理论进行批判式融合的可能性所在,因而也是国家治理原则研究的第三条基本路径。     

中国现代的基督徒是如何读圣经的--以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

中国文化的古老历史和宗教的多元化决定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构成的世界,不同时代的社会处境也对他们的信仰提出了各种挑战,会创造怎样一种阅读圣经的方法,用来诠释基督教经典并确立自己的身份意识。本文选取吴雷川与赵紫宸为个案的研究对象,以他们读《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考察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和阐释经文,试图以此为亚洲处境下的圣经诠释学提供研究的一个范本。     

早期儒家与"民之父母"

历代儒者引经据典,从"民之父母"的角度出发,对统治者提出了亲民、爱民、保民、富民等要求.但是,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者,对于古代社会君民关系的这一基本理论似乎未着笔墨.本文集中讨论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学派关于"民之父母"的思想,归纳出其中至少包含了"民之父母"需要符合"必达于礼乐之原"、"使民富且寿"、"同于民之好恶"、"顺而教之"、"有父之尊,有母之亲"等原则.孟子则借用"民之父母"的理论痛斥当政者"以政杀人"、"率兽食人"、"使老稚转乎沟壑".荀子指出当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堕落为"民之怨贼"的地步,统治阶级内部其他符合"民之父母"标准的领袖可以以"革命"方式取而代之.在今人看来是"乌托邦"的这种构想,在儒家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实现的蓝图.儒家之外,<管子>提出,"法"才是"民之父母",在"法"的层面,即使是有所过错,也可以有办法弥补,不至于酿成大患,可以看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     

对朱子、阳明、牟宗三解“尽心知性”章之批判

朱子、阳明、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章都有详尽的论述。朱子是知行相须的《大学》解,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智之尽、仁之至,其失在从认知角度解尽心不合孟子的义理框架。阳明是知行合一的《中庸》解,将此章比配为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学知利行的贤人工夫以及困知勉行的学者工夫,其失在如此比配使此章失去了在成德实践中的普遍意义。牟宗三则是修身立命的《孟子》解,在道德实践中证知本心真性,在存心养性中事天无违,从而挺立正命、超越气命,其失一在以心、性、天为本体上是一,不知通过工夫也可实现是一,二在以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对应于积极工夫与消极工夫,不解其有创业工夫与守成工夫之别。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批判正义的阐释

艾伦·布坎南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基于法权的内在批判,又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批判.他以此反驳了伍德一方断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观点,又批驳了胡萨米一方辩称马克思以外在于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正义、权利等法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是一种缺陷性的、补救性的价值,是一种意识形态,且不起主要的革命动机的作用.应该说,布坎南的诠释在融通、综合双方的理论优长上是较为成功的,他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上,虽不如伍德的立论激进,但在理论旨趣上却表现出“既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也拯救正义”的理论倾向.     

把结果论丢在后面

本报告挑战了下述陈词滥调——在结果论和义务论之间可以作出真正有效的理论选择,同时它论证了道义论比结果论的基本洞见更加深刻.以费希特的伦理学理论为例,证明它与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一致性,本报告认为,所有行为都因其自身之故才是值得选择的,对结果的评价必须取决于由值得选择的行为所设置的目的.因此,在按照正确行为而选择的行为与按照最佳结果而选择的行为之间,最终不应该有什么分歧.在某些情况下,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方法可能有启发性的优势,但每种方法也都可能会犯视角错误.结果论应被丢在后面,但不是彻底丢掉,而是像火车车尾的守车,只要被正确的道义论引擎牵引着,它就适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