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开显

<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关于此的研究目前遇到一个"从何处进入"的难题,即应从什么视角或根据什么范式清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语境并指陈其问题与逻辑,进而开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为开阔的理论空间。从已有的学术探索来看,有两种理路值得注     

历史唯物主义:“改变世界”之维的社会工程哲学之思

<正>一、历史唯物主义"改变世界"之维及其根据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内在地包含着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理论追求,但是只有马克思把"改变世界"作为哲学的主题,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使命。而且,这个"改变世界"之维不是在一般认识论意义上讨论"理论与实践"     

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概念

<正>近些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在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中,逐渐关注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特别是试图从当代哲学的视角解读他的语法概念的思想内容。(Forster;陈嘉映;韩林合,第11章)我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维特根斯坦对"语法"概念的使用完全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而如何理解其"哲学语法"概念,实际上意味着如何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     

《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一书出版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师夏林的新著《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一书,已于2008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从商品拜物教这一特殊理论视角对现代性的成因、流变、类型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做了独特而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的“物自体”理论起面临的就是现代性问题,显性的自我意识哲学根源于现实经济生活,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哲学研究的三重启示

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造成了政治哲学研究方式的窄化,而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研究则为探索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三重启示。就关注问题而言,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延续了近代政治哲学对权利问题的关注,而生命政治学则提示了关注权力问题之政治哲学的可能性和意义。就论证方式而言,近代政治哲学和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秉持自然论证的论证方式,而生命政治学则诉诸历史论证方式。就立论基础而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人为其基本前提,而生命政治学则关注主体的生命性特征。反思生命政治学对政治哲学研究所带来的三重启示,不仅为推动政治哲学研究突破原有视域提供了理论启示,同时也为思考构建一种不同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基本范式的、合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黑格尔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世界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体系时期,中学时代黑格尔已有从哲学上来研究历史的想法,他在耶拿初期把世界历史放在绝对精神的结尾,又在《精神现象学》中呈现出一个精神认识自身的历史性的进程,为世界历史哲学的提出做了准备;第二个阶段是体系时期,他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和《法哲学原理》中把世界历史放在客观精神的结尾,并确定了世界历史哲学的基本思路;第三个阶段是开设世界历史哲学课程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哲学的丰富阐释溢出了哲学体系的框架,成为了对客观精神的历史性重述,并与《精神现象学》一起构成了黑格尔历史性思想的经典作品。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