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体制僵化学生丧失求知欲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生一入校后就彻底放松，开始“享受”？为什么中国能教给学生真才实学的大学并不多？为什么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     

我国四级法院体制改革

我国人民法院的级别设置分为四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四级法院体制对我国民事审级制度形成冲击,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种种弊端.对四级法院体制进行改革,有条件地对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合并分解,改中级人民法院为高级人民法院之分院,可能在审级制度的构成和运行中寻找公正和经济的平衡点.     

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

本文从历时与横切视角,集中讨论了中国大陆政府的"维稳政治"。近三十余年来,政府维稳已逐步脱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法体制的总体框架,走向了"全面维稳"体制。这种全面维稳的政府回应体制是一种"全员动员"体制,在缺乏应有的法律指引和专业规范的条件下,只能在"压力型的运动式治理"框架内运行。为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维稳技术尽管"日臻完备",但其手段和策略却多是行政的、政治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这种政治化而非法治化的维稳政治,正是"全面维稳"与"全员动员"体制所固有的脱离法治化和专业化、强化行政化和政治化之本质所在。     

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本地化的体制性困境

农村流动人口不仅存在市民化问题,还存在本地化问题,这里从区域分割视角去讨论本地化问题,认为阻碍本地化的最根本因素是区域社会体制,主要有三类具体的社会体制,即唯利型生产体制、分离型消费体制和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唯利型生产体制(特别是拆分型劳动体制)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本地化的基础,因为在这种生产体制下,他们不能在流入地获得稳定的就业,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好流出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唯利型生产体制决定了分离型消费体制,而后者又强化了前者;非均衡型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和巩固了分离型消费体制和唯利型生产体制,流入地政府之所以不将农村流动人口纳入到其消费体制,主要还是出于对公共服务成本的考虑,而唯利型生产体制则为非均衡公共服务提供支持,反过来说,后者进一步强化和加剧了前者。这背后的症结是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流入地政府不愿承担农村流动人口的本地化成本,由此产生了三类阻碍本地化的体制。因此,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建立适应人口自由流动和迁徙的开放性社会体制,显得非常急迫和重要。     

中国绩效测量的政治学

为了提高绩效和加强问责,中国公共部门广泛运用了绩效测量的方法。同其他国家一样,绩效测量在中国体现了政治的管理和导向,以明确政治优先事项,获得政治忠诚和回应。本文提出了以体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绩效测量的政治属性。政治体制影响了中国绩效测量的采用和运作,其结构性要素包括整合性的党政体制、中国发展国家及其绩效合法性策略、单一但分权的政府间体制,以及官僚文化和非正式规则。尽管以上因素也会存在制约作用,这些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特征从根本上造就了绩效测量的兴起与流行。     

政府副职的分管逻辑:中国大城市副市长的实证研究

领导分工负责制是中国政府管理中非常重要的领导体制,但是关于分管领导的研究却很少见。本文以全国33个大城市的236位副市长为研究对象,探究政府副职分管的部门在数量和职能方面的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每位副市长平均分管8.22个部门,承担4.07项职能,且不同副市长之间的差异较大。副市长是否是市委常委、政治排序和任期等因素会对其分管部门的数量和职能产生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与此同时,副职领导的职业背景与其所分管部门的职能匹配程度较低。综合性较强的部门多被放在一起分管,而专业性较强的部门会被单独分管。本研究揭示了市级政府副职领导的分管逻辑,为改革和优化分管型副职领导体制提供了经验依据。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心理研究所确有必要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心理研究所是必要的。这个建议早在1985年就由我国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会长潘菽，以他所领导的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义提出。其后，1991年，又由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和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不只是赵璧如同志个人的意见，而且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部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创新之作——评王小锡教授等著的《道德资本论》

2005年2月,由王小锡、华桂宏、郭建新三位教授领衔完成的《道德资本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拜读之后,笔者感觉这本以建构道德资本理论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伦理学著作,选题立意深远、叙述结构宏大,内容博大精深,资料翔实全面,不仅对古今中外的道德资本理论进行了精当的梳理总结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国内宣传机制的操控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逐步建成了"现代战争宣传机器",其对内宣传工作的目标,在于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抗战意识,动员举国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整个宣传机制的运转中,作为战时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与代表其意志的侍从室,对党政军各机构宣传工作的决策与运作起着重要作用,使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内宣传机制得以渐趋完善。蒋对国内宣传机制的操控,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用,同时,他对这一机制运转中出现的积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上有党内民主,下有社会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是全社会民主实践的火车头,起着领导、带动和示范作用;社会基层民主是全社会民主的根本,是民主建设走向纵深的基础。二者各有优势,各有特点,可以形成互为呼应、互为促进之势。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自觉的体制内路径;一条是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所逐步发现的、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体制外路径。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路径选择,应当是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的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的结合。做好这“两个结合”的大文章,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