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伦理属性与专业伦理

专业作为特殊职业,其属性中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专业伦理"作为体现这种伦理特征的概念包括了专业的哲理思想、价值体系、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四方面内容,属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任务在于界定专业人员的伦理责任并通过专业伦理委员会监督其执行.     

“现实的人”:构建审美人格的逻辑起点

审美人格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的多层次积累中的精神凝结。审美人格的形成,即是现实的人走向审美的人的动态历程。在这个动态历程中,现实的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在实践的多层次积累中不断实现,并在实践活动的各个层级凝结成相应的人格特质。以现实的人作为构建审美人格的逻辑起点能够客观地揭示审美人格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     

试论龟卜与京房五行易思维模式

西汉易学家京房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易学体系.他认为六十四别卦和卦爻都具有五行属性.这样别卦的五行就与卦爻五行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我们通过对龟卜的探索,发现这种思想与龟卜法有些相似.这表明京房的这种思维模式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木之术.古人在构筑这种体系的时候或许受到古老的龟卜法的启迪或影响.     

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基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

在社交焦虑认知行为模型的理论视角下，本研究拟探讨负面评价恐惧、不确定性容忍度和依赖型自我构念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424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问卷调查法的研究结果表明：（1）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有显著预测作用，且不确定性容忍度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2）不确定性容忍度的间接效应受到依赖型自我构念的调节。具体而言，该中介效应在高依赖型自我构念群体中更为显著。本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揭示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而且对社交焦虑的预防和干预也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联合作答精度和作答时间的概率态认知诊断模型

对多模态数据的联合分析是改进结果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主要途径。针对概率态认知诊断模型(CDM)仅能分析题目作答精度(RA)的局限,本文基于联合-层级建模框架和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框架提出三个可联合分析RA和题目作答时间(RT)的概率态联合CDM。模拟研究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新模型参数估计返真性良好,额外引入RT有助于提高参数估计精度并提供有关个体加工速度的测量;(2)基于联合-交叉负载建模框架构建的模型对测验情境的兼容性优于基于联合-层级建模框架构建的模型;(3)概率态属性比确定态属性更精细地反映个体对属性的掌握情况。     

风险概念的哲学理路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风险已经成为人们需要经常面对的重要事务。现代社会生活无论形式与内容都空前丰富,但在显示强大外象的同时,又     

道德的自然主义实在基础——康奈尔道德自然主义探微

如何在自然主义的科学世界中为道德找到一处安身之所成为20世纪以来元伦理学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60年代之后,随着自然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和语义学的兴起,道德哲学家开始求助于科学事业的哲学基础试图为该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康奈尔道德自然主义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该派由     

无知与道德责任

常言道:不知者无罪。很多情况下无知的确可以成为开脱责任的理由,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什么条件的无知可以(或不可以)开脱责任?为什么?这是有关道德责任的知识条件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将对当前两种主流理论进行分析,对比各自理论的优缺点来揭示人们在面对某些无知情形时进行责任判断的深层困境。然后通过引入道德责任的两面观来解释这一困境的产生,并为如何应对提供建设性意见。     

《感觉与可感物》选译

感觉与料理论是个古老的哲学理论,20世纪上半叶更是极为流行,奥斯汀以艾耶尔的<经验知识之基础>为靶子,采用语言分析方法,对这一理论做出多方面的批判.奥斯汀指出,这一理论中包含了过度概括、虚假两分等常见的哲学谬误,以扭曲的方式使用直接/间接、实在、真正的、看起来等一系列相关语词.奥斯汀还连带批判了当时甚为流行的"两种语言"理论.最后,奥斯汀指出,艾耶尔并非当真对感知问题感兴趣,他当真关心的是认识论,并且继承了一个重大的传统错误,即妄图确立不可能误错、不可能需要纠正的知识基础.     

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权益的性质界定及其保护模式建构

在包容性、开放性与多元性财产概念的理论体系下,具备经济利益价值且能被企业所持有控制的企业数据可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益客体。从法律属性上看,企业数据权益既不是物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知识产权或财产性权利,它是由不同权益集合而成的权利束,囊括了法定化权利及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两种类型。企业数据利益应受严格限定,符合"非类型化、正当性与保护必要性"三个条件方可构成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利益。采用确权保护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保护企业数据权益,可克服确权保护模式的封闭僵化问题,给予法官在个案中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也可妥善解决因科技迭代发展、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的数据纠纷。在适用行为规制模式保护企业数据权益时,应秉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谦抑性,遵循利益动态平衡原则,严格限定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