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米尔《绘画艺术》观看之道

约翰内斯·维米尔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绘画的杰出代表,其技法精妙,能如镜般再现世俗生活场景,并且在秉承北方艺术以物寓意传统的基础上,使画中各物象几乎都笼罩上隐喻的面纱,成为待解之谜。《绘画艺术》是维米尔最为珍视的作品之一,其凝聚着画家对绘画作品本质的思考与自身艺术信仰的注解,因此,可以通过探究《绘画艺术》的观看问题,对艺术品展开细致描述、分析与阐释,进一步揭示维米尔绘画的别具一格之处与其令人心醉神迷的重要原因。     

象征之镜的生产和生产之镜的象征,或马克思和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的逻辑有一个递进过程,从最初借助于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发展出一种以符号(或形式)分析为核心的消费社会观,到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批评,最后以“象征交换”理论替代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失败原因追溯到马克思主义起点上,并借助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相关人类学成果构建了一种从象征关系入手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话语,但是在根本上“象征之镜”却是资本主义“生产之镜”话语之外的另一种非历史话语,批判本身成为与历史生成具体情境无关的一种话语反对另一种话语的斗争。在直接的意义上,鲍德里亚式的批评是当代左派激进文化批判的困境表现。     

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

政治统治可被视为权力合法性的实践与生成过程,而合法性实践既是统治者迎合"文化剧本"、即呈现和表演都深藏干一个文化传统中的合法性信仰的过程,又是统治者对这些合法性信仰的操控过程.正是这种表演和谋划,直接导致了帝制中国的一整套合法性的象征系统如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政策过程与文化符号等等;存在于这一象征系统中的元叙事,就是以现实中的君主("时君")为指向的合法性论证,各种种种后果主义、功利主义、化约主义和命定论则是这种合法性论证的基本策略和逻辑,其目的在于缩小甚至混淆现实中的统治者(时君)与"理想君主"之间的界限,以缓解那"永恒的合法性困境".     

宗教修辞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本文根据宗教的教义、组织、图像、仪式、不同地区的传播方式等等,大体上把汉语宗教修辞研究概括为三个层面：一、学科“概念系统”或“体系”的建立。重点是宗教符号象征系统和隐喻系统的描写。二、宗教修辞语境观的建构。宗教祭祀仪式是高度程式化的戏剧修辞,宗教仪式的空间情境是依靠综合性的因素建立起来的。三、宗教传播修辞研究。考察宗教传播活动的内、外部关系,同时对传播过程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     

仪式过程与符号象征——索伦鄂温克火神祭祀仪式的田野研究

本文立足于对索伦鄂温克人岁时仪式中火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调查资料,借鉴了范·杰内普和特纳的仪式研究理论及方法,从象征的角度分析了火神祭祀的仪式过程、仪式结构与秩序,从而描述仪式所表达的深层意义: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并非毫不相干,人也并不总在被动地接受神的安排,神秘甚至是危险的世界在仪式中变得可以接触。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仪式的参与者来说,一切行为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不是毫无理性地随意而为。     

“康德与萨德”:导向真实伦理学

黑格尔曾提出无限判断的说法,无限判断就是把两个极端差异的概念联系起来。类似地,在康德和萨德这两个极端差异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康德即萨德"的说法。"康德与萨德"问题,最早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此后这一问题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重新提出,并被拉康理论的卓绝阐释者齐泽克持续思考。康德提出"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律令,和萨德的"为欲望而欲望"的彻底之恶原则,具有同样的形式主义特征。由此,康德的道德律令呈现出拓扑学上的莫比乌斯带现象,即颠倒为萨德式的彻底之恶的伦理原则。康德伦理学的萨德式悲剧揭示了道德形式主义的局限,呈现了主体的生存悖论。象征秩序(大他者),造就了主体性,但也造就了短缺主体。对此,主体只有采取象征性自杀的方式,敢于直面创伤性的真实界,以行动来对抗他者,才能获得自由和重生。由此,"康德与萨德"问题,在拉康和齐泽克的真实伦理学和行动理论中得以解答。     

《周易》: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

《周易》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其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隐喻象征、直觉体悟等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美学的东方传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活水。     

树的神话的象征意义及其心理分析探索

世界各民族都有一些有关树木的神话传说,在这些故事中,渗透着丰富而又深刻的心理分析思想。本文以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为基础,通过介绍世界各民族有关世界树的神话,探索树的象征意义及其作为一种原型意象所传达的无意识的信息,并与古今释梦理论相结合,阐述树及其神话的临床心理分析意义。     

鲍德里亚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吗?——兼论现代技术与后现代的关系

鲍德里亚是否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论者,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争论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这一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之争。在鲍德里亚思想是否归属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背后,它反映的人们对现代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仿真社会或超真实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的认识。澄清并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鲍德里亚思想的理解。为此,本文从现代技术的特征,即技术的仿真、仿像和超真实性等特征出发,对现代技术与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鲍德里亚是一个以原始的“象征交换”为原则,对现代性进行激进批判的理论家和预言者,一个具有诸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后现代性特征的学者,一个后现代性的超论者。当然,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必须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加以给予必要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