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至唐初易学演变与发展的特征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认为这一时期易学演变与发展的显著特征,彰显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象数与义理两大学术流派自始至终的既斗争又统一,以至于唐初之走向融合.     

《周易》与"白马非马"--试论易学的对象和研究方法

《易》相传有三个版本《连山》、《归藏》和《周易》.秦汉以来,学界主流向以《周易》为《易》,"白马即马",结果常使易学研究偏离《易》的本来--卦爻画."周易学"主要是在卦爻辞的基础上以"象"的方式解《易》     

《小城之春》古典美学旨趣之探究

《小城之春》是一部超越时代的影片,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其浓郁的文化气息被推上中国电影的巅峰,获得重新的认知。《小城之春》的声画语言立象以尽意,以物象来表征人物的心理、情思;电影的构图,较多地借用了中国画的空白、静照等美学思想,使人们品味到韵味十足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蕴观照下的现实主义风格。     

《周易四笺》的符号学解读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读茶山丁若镛的《周易四笺》。西方的符号学与《周易》是目的不同的体系。不过由于《周易》是由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符号构成,因此符号学读法与《周易》文本的本质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周易》符号论的特征在于运用泛符号主义的观点把宇宙的森罗万象看成是符号界。在《周易》里,有记录特定历史事件的卦爻辞,由此我们可以找到复原诞生符号的历史文化空间的决定性线索。笔者将通过探讨茶山对这些卦爻辞的解释,重温茶山的解释所具有的可行性。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意旨发覆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是一部系统探析与评判汉宋易学象数学与数术学的专门之作,其研究之高度与广度都远超局限于宋易或汉易的前贤与后学。后世对该书之认识与评价多局限于考据辨伪方面,既未能照见其所具之思想意义,又未能论及其总体之学术宗旨。该书前三卷论汉宋象数易说,黄宗羲以考论《河图》《洛书》与先天图为平生得意之笔。这些考论除了在考据上能发先儒所未发以外,在理论上则关涉到对理气关系的重新勘定。在认为汉宋象数易说多为"伪象"的同时,黄宗羲在该书中也试图建立他的易象学,其宗旨乃是将象数义理会归为一。后三卷论汉宋拟《易》援《易》之数术学,黄氏之首要目的是为了揭示此类数术学之真相,从而将之与《易》本身之象数区别开来,但其对数术学的肯认与研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与其气化宇宙论、经世观念和历史演变观都有密切的关系。以今日之视野观之,该书由于过分强调经典之"真"而将与之不合之象数易说定之为"伪",没能看到汉宋象数易说在易学理论上的创新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思想意义与价值,此为其局限性之所在。今日之易学象数学研究当承继前贤而再翻新篇。     

中国画风格小议--读《绘画迹象论》有感

作为视觉艺术的中国画,钟孺乾教授在《绘画迹象论》一书中强调“迹＋象＋X=画”,也就是说中国画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画是一项带着主观观念和主观情感的做迹、造像活动。     

《大戴礼记·易本命》象数发微

本文通过对《大戴礼记·易本命》中一段资料的分析,认为这段资料的言论被置于“易”的境域中,论说者是从易道的高度阐发万物性命之理的,其论说本于古易象数,采用了“义理本于象效”、即“观象系辞”的阐述方式。由此,本文对《易传》“观象系辞”和古籍中“义理本于象数”的学术理路和阐述方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哲学思考,从“象”的本质入手,给出了其必然理由。     

尚秉和易学思想考

尚秉和是我国上世纪易学泰斗,其身后留下的《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等系列易著,至今仍是学人治易的重要参考书。为了帮助今人了解尚氏其人其作,本文对尚氏生平行状及其易学思想作一番全面、深入的探考。     

船山易学中的解释学循环——两端而一致的“几微”与“成象”

船山易学本就有“彖爻一致”的易学理路。爻之动即是“几微”,即是指“阴阳始交”的趋向性,即是人在生存境域中非课题化的先理解。彖,是对一卦之成象的总体理解。忧患促逼人之“几微”进入大化流行的因缘整体,存在得以显现出来。人心的几微之动,动而生象。此即“著几以成象”。船山易学之“象”主要的作用就是显现气的运化之迹,气的呈现乃是人之所感。“象”是对所感通的理解,同时也是人之存在的呈现。“成象”乃是有所成形的“象”,即是对某一境域之中的显隐十二位的各种姿态关联的总体描述,是对某一卦象创生的境域化的理解。即时即境的气化生动、大化流行,即存在者所直接领会的和存在的源初关联、源初牵引,都被这易象的解卦活动阐明出来。这就是“成象以显几”。故而,船山研《易》的体认经验必有“立卦”即“著几以成象”和“解卦”即“成象以显几”两端。此两端而一致之处,正是“几微”与“成象”之间的解释学循环,如环无端,意义方才“日生日成”。     

《弘明集》推类思想探析

南朝梁僧祐编撰的《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护法弘教的文献汇编,收录了东汉至南朝齐、梁五百余年间阐明佛法的各种护法论集57篇,在其“弘道明教”的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其中既有对先秦以来推类方法工作机制及功用性的认识,也有类似于先秦惠施有关推类的界定以及对于“譬”的方法论效用的的认识。不仅于此,在整部《弘明集》中对先秦以来的推类方法的认识和运用比比皆是。而在同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中,也能处处看到庄子式的寓言说理的结构式和墨子式的因果性类事理联结词。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几百年间,它们所辑录的东汉至南朝齐、梁的各种护法论以及以寓言譬喻大乘佛法,无一不是在自然选择着传统政治伦理传播活动中的“谈辩–用辩”方法,表达着对先秦以来传统推类思想及方法的传承。对《弘明集》以及《百喻经》的推类思想及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宏观定位研究与微观个案分析互动融贯的基础上,继续发掘、扩展更多的文献史料;同时也可以为当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及传统逻辑课程的教学讲授,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案例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