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展示民间游戏生活化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指出：生活就是教育的内容,为生活而教育,在生活中找教育。教育的对象是生活的,教育的环境是生活的,教育是为了生活服务,因此就要用生活的教育方式。小班的孩子身心发展水平决定了他们学习和游戏的内容是模仿真实的生活实践,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紧密关联。     

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是对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研究进行了综述。全文首要先介绍最近发展区理论,然后对其在外语教学的应用研究分类及相关成果进行分析,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最后指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中国外语教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情绪Stroop效应：威胁驱动还是反应偏差？

为了考查情绪Stroop效应的产生机制是威胁驱动还是反应偏差,本研究进行了两个实验.实验一用一般负性情绪词语和中性词语作为实验材料,实验二用威胁性的情绪图片和中性图片作为实验材料.每个实验均要求一组被试做按键反应,另一组被试做摇杆反应.结果发现,当实验材料为词语时,未出现情绪Stroop效应;当实验材料为威胁性图片时,无论是趋向性反应方式还是回避性反应方式,都出现了情绪Stroop效应.本研究结果支持威胁驱动机制.     

分段是视频学习的有效方式吗?

教育心理学中的分段原则认为,将视频学习材料分割成几个小片段进行学习的效果更好。以往关于分段的研究通过两个角度的操纵考察了分段在学习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交互性角度,学习者自己控制的分段及系统分段;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角度,分段是在任意时间点划分和有意义时间点上划分。通过对以往研究结果的整理发现,大部分研究证明分段学习相较于连续学习的成绩更好,并且能降低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感知难度, 提高积极的情感状态,但是对心理努力的影响比较微弱。研究者们从事件分割理论和认知负荷理论的视角对分段的效果做出了解释。未来研究需要继续关注分段的边界条件、拓宽研究的范围、探究分段的认知神经基础等不断完善分段原则在教学中的应用。     

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指导下,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提出了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以“导”的方式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新性贡献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指导新时代中国宗教工作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研究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大创新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宗教工作与宗教研究的根本遵循。关于这一重大创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做过一系列重要指示与深刻阐述,这里全面辑要如下: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     

有“新”同享：共有消费促进对不熟悉产品的选择*

共有消费是多位消费者共同参与并承担开销的一种常见的消费活动。本研究基于风险转移理论, 探究了消费情境(单独消费vs.共有消费)对不熟悉产品偏好的作用机理及边界条件。通过5个实验, 结果发现：相比于单独消费情境下的消费者, 在共有消费情境下的消费者更愿意尝试不熟悉的产品。原因在于共有消费情境会转移消费风险, 使得消费者对不熟悉产品的感知风险降低。但是该效应仅发生于产品风险较低的产品。同时, 当共有消费群体的关系较为疏远时, 该效应会消失甚至逆转。     

潜变量交互效应标准化估计：方法比较与选用策略

标准化估计对模型的解释和效应大小的比较有重要作用。虽然潜变量交互效应的恰当标准化估计公式已经面世超过10年, 国内外都在使用和引用, 但至今未见到关于不同估计方法得到的恰当标准化估计的系统比较。通过模拟实验, 比较了乘积指标法、潜调节结构方程(LMS)、无先验信息和有先验信息的贝叶斯法的潜变量交互效应标准化估计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结果发现, 在正态条件下, LMS和有信息贝叶斯法表现较好; 而在非正态条件下, 乘积指标法比较稳健, 但需要较大的样本(不小于500), 小样本且外生潜变量之间相关很低时可使用无信息贝叶斯法。     

不同抑郁症状青少年调节不同强度情绪时策略选择的差异

最新研究发现,情绪强度会影响健康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然而,至今尚未有研究考察情绪强度对不同抑郁症状青少年策略选择的影响。对此,本研究通过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划分出无抑郁、阈下抑郁和抑郁症青少年,进而考察其在面对高-低强度积极-消极日常情绪事件时选择认知重评和认知沉浸的差异。结果发现：当面对高强度积极情绪、低强度积极情绪和低强度消极情绪时,三组被试的策略选择均无显著差异;当面对高强度消极情绪时,无抑郁青少年比阈下抑郁和抑郁症青少年更多选择认知重评而更少选择认知沉浸,但阈下抑郁和抑郁症青少年之间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不同抑郁症状青少年在面对不同强度和效价情绪时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存在差异,表现为高强度消极情绪下抑郁症状越多的青少年越少选择认知重评而越多选择认知沉浸。这一发现有助于识别和干预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