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与朱熹：学术思想交涉与三代道统论争

对于叶适与朱熹之间的关系，学界之前聚焦于叶适对朱熹道统观的批评以及由此呈现的两者思想差异，但未阐明叶适道统观何以构成对朱熹思想的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叶适与朱熹有长时间的思想交涉，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学术竞争关系，其思想张力具体呈现在三代道统观的建构上。朱熹在朱陈之辩中聚焦的儒家政治文化主题上是以建构三代道统来反对陈亮的皇帝王霸之说，而叶适指出朱熹及其门人没有接着三代之道往下讲，认为其建构在“十六字心法”上的三代道统是一种旁出新解，并阐明三代是“君臣共治”“治教并行”的理想政治模式，标举贤臣在道统中承担“教”的职责，从而以“治教并行”的三代道统反对朱熹以“教”统“治”的“治教分离”的道统观。叶适阐明的三代之道，既为陈亮思想导致的骄君现象提供了来自儒臣的约束力，也为朱熹将正心诚意系于君主的自我期许提供了儒臣之教的政治保障，又为浙学的事功主张确立了来自三代的根据，从而将浙学纳入了儒学正统之中，纠正了朱熹对浙学功利的批评。     

中国道教协会领导赴辽宁调研道教情况

2007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中国道教协会任法融会长、袁炳栋秘书长等一行在辽宁省就部分道观情况进行了调研。辽宁是     

爱与“第三位格”

两性之爱，是人类个体间激发起来的一种最为激情澎湃的情感。它在实质上是两个异性个体追求作为全位格而全身心地相互投入与相互担当，直至互为唯一地共在。因为作为全位格出场而淡化、隐去了各种功能角色与社会身份；因为相互全身心的投入与承担而进入“革新了”的自己，也就是所谓“第三位格”。作为第三位格存在，不仅是与看得见的唯一者即心上人共在，而且也是与看不见的绝对唯一者共在。因此，爱情并不只是一种特殊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且也是人与绝对者的关系。爱情之所以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与世俗关系，就在于爱情能够打开一个神圣维度而具有超越一解放的力量。这也是爱情的神圣性所在。而爱情的危险也就在于忘却了看不见的唯一者而关闭了神圣维度。     

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

高扬理性与结构,贬抑情感,是现代政治理论的共同特征,西方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此中偏颇而有"情感回归"之倾向。中国政治社会理论与经验中存在着一种情感互动,补充着西方的情感政治论述。相较于现代情感研究主要关注消极性情感与情感控制,传统中国的情治更多建基于积极性情感,建构出一套政治制度与社会规仪,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形成了不同于现代理性化、结构化的政治合法性类型。作为理想类型概念,情感合法性回应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大量的情感政治事实,将统治活动抽象为情感活动,即情感的体认、交流沟通与反馈。情感维度能够让我们体认出传统中国政治的特征,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特定行为背后的象征意涵。尽管现代社会结构与自我观念使情感转向工具性与碎片化,消极性情感大行其道,但是,积极性情感及其政治社会建构仍然是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推类思维的基础、限度与严格性

推类思维的基础是古代观念中“生生”相继、从本源上感通一体的宇宙。推类思维的目的不是获得真值保证或建构知识体系，而是以万物相关性为前提，随境随需、推扩主体视域，在不可通约的差异性中以言、象、意、情等方法关联起原本分离的事物，开启意义解释的新向度，并推动伦理政治实践。推类思维的运用如果超出人伦领域而试图解释自然，其力量就会减弱；当其无限扩展，试图建构起完整而严格的世界图式时，就会出现胶固之论。推类思维的严格性并不体现为保障我们消除交流误解的方法论规则，而是达成情境或共在的一致性。主体间论辩的严格性，依托于历史流传物中的经典共象和宇宙-伦常秩序(天人)的共同视域才能够获得保证。在工具理性支配的今天，推类思维应当通过批判性考察在人伦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对现实-理想自我差异与抑郁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为了探讨青少年现实-理想自我差异对抑郁的影响,及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采用青少年理想-现实自我差异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Beck抑郁量表,对266名初高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结果如下:(1)青少年现实-理想自我差异,抑郁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自我效能感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2)青少年抑郁水平随着理想-现实自我差异的增加而升高;(3)青少年抑郁水平随着自我效能感的增加而降低;(4)青少年自我效能感水平调节现实-理想自我差异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即青少年抑郁水平随现实-理想自我差异的升高而升高,但升高速度随自我效能感的增加而减慢。     

意象运动的变形形式

某一个单独意象呈现于人们的想象时空，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显现的同时有所发展变化。一方面是意象的情理意蕴中的“情”与“理”保持相对的平衡，则意象保持它原本正常的形态。它的发展变化只是随着情感的和理解的加深，越来越成为灵肉皆丰、形神并茂的形象。另一方面是情理意蕴中的“情”与“理”打破相对的平衡，这时它的发展变化（意象运动）有两个矢性端：其中的一端，由于情感在意蕴中居于强势地位，则意象的形象趋于夸张性的畸形；其另一端由于理义在意蕴中居于强势地位，则意象发展变化的矢性端指向简约、抽象、乃至纯形式化。而这两个矢性端所指，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象变形。因为它是意象显现的发展变化形式，我们视发展变化为运动，故称其为意象运动形式。     

冲动性、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

探讨冲动性、自我调节与手机依赖间的关系,并检验手机使用在三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采用BIS-11冲动性问卷、BIS/BAS自我调节测量问卷、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和手机使用情况问卷对909名大学生进行测量,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变量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高冲动性正向影响手机依赖,自我调节负向影响手机依赖;(2)冲动性人格特质、提升调节通过手机使用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产生影响。结论:高冲动性大学生易出现手机依赖行为,自我调节尤其是防御调节有利于降低手机依赖行为。     

善良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善良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及其内在心理机制，研究采用实验法，将192名被试随机分配到不同风险情境中，并完成善良人格问卷、自我控制问卷和网络利他行为任务。结果表明：（1）善良人格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2）自我控制在善良人格与网络利他之间起中介作用；（3）情境风险在善良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直接路径以及自我控制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起调节作用。因此，善良人格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作用，该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