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练习对儿童情绪及其调节策略发展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对170名儿童（实验组：101人;对照组：69人）进行为期两学年的追踪,旨在探讨书法练习对儿童情绪状态及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前测成绩为协变量,后测时实验组的积极情绪显著高于对照组;2）实验组在“积极重新关注”、“计划”两维度上的情绪调节策略得分增量（后测-前测）显著高于对照组。结果表明,书法练习对儿童情绪及其调节策略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冥想科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近年来,冥想的研究有了快速发展,形成一门多学科交叉、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主要采用行为量表、生理观测工具、生物标记检测身心变化机制.脑成像技术的应用较广泛,反映个体特定时刻的脑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冥想与藏医有着密切关系,属于藏医身心行为疗法,通过“心练”来调控人体的三大因素,即隆、赤巴、培根的平衡.     

生态伦理背景中的健康道德凝思

健康道德是关于人类健康的一种道德观念.在生态伦理视域中健康道德观念被拓展、更新.它把人的健康、社会的健康和自然界的健康共同作为研究对象.它提出生态伦理视域下的健康道德具有公益性、代继性和共生性的基本特点,提出人人参加,事事参与;健康生活,健康行为;抵制陋习,抵制败俗;爱护环境,履行责任的道德要求.     

自我控制的“前额叶-皮质下平衡理论”

自我控制的前额叶-皮质下平衡理论认为,成功的自我控制基于前额叶脑区对皮质下脑区的调节能力;当前额叶脑区与皮质下脑区的平衡打破时,就会引起自我控制失败.以往各类型自我控制的脑机制研究,包括决策行为、欲求行为、情绪调节、态度/偏见调节的研究,均支持平衡理论的观点.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分别考察不同类型自我控制中,前额叶脑区对皮质下脑区调节的具体路径,以及青少年前额叶-皮质下的平衡关系随年龄增长的发展趋势.     

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共契与公民宗教问题——兼论儒教可否建构为中国的公民宗教

公民宗教问题是一个亘古常新的问题,其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尤其突出。在推行政教分离这一原则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宗教乃是公共生活这一领域中的意义共契之来源。但是,公民宗教并不像一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只有先知功能,事实是,公民宗教既有先知功能,也有教士功能。中国思想界试图将儒教建构为当代中国的公民宗教以提供民族凝聚之精神资源的方案,可能会因为其遭到的诸多质疑而难以落实,或者说很难行得通。     

负性情绪调节中认知重评和分心策略的作用:ERPs研究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了认知重评和分心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负性情绪体验和脑电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认知重评后被试的负性情绪体验强度和LPP波幅(300~1300ms)比简单注视条件下低;分心后被试的负性情绪体验强度比简单注视条件下低,但LPP波幅显示比简单注视条件下高。这说明认知重评和分心对负性情绪体验和脑电活动的影响不同,负性刺激再次呈现时认知重评优于分心策略的调节。该研究为认知重评和分心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神经电生理学方面的证据。     

如何道歉更有效:调节聚焦与信息框架的作用

本研究结合调节聚焦理论探讨了如何道歉更有效。两个实验通过启动不同调节聚焦,创设冒犯情境并呈现不同框架的道歉信息,考察调节聚焦与道歉框架对道歉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向促进聚焦的受害者呈现积极框架的道歉信息、向防御聚焦的受害者呈现消极框架的道歉信息能改善受害者对冒犯者的评价,降低交往回避倾向,获得较好的道歉效果,且正确感是此种影响发生的内在机制。     

无聊倾向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效能感的作用

以409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无聊倾向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无聊倾向负向预测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抑郁情绪调节效能感及愤怒情绪调节效能感;无聊倾向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和抑郁情绪调节效能感在无聊倾向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共情鸿沟的研究综述

共情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是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共情能促使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并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Hoffinan,2001),因此对他人准确地共情就显得十分重要。共情鸿沟作为影响共情准确性和情感预测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对共情鸿沟影响因素与机制的研究正逐渐成为热点。如何消除共情鸿沟,使个体在评估他人感受时更加准确,从而引发更多的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依次介绍了共情鸿沟的内涵、共情鸿沟的种类、共情鸿沟的研究方法、共情鸿沟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最后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希望能为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指导。     

“我”之跳脱—浅析姜夔咏物词的一个特征

中国诗歌咏物的传统由来已久,咏物词从属于诗,寻其滥觞可至晚唐五代的温庭筠、牛峤,然而此时不过是精雕细琢描摹事物情态,而毫无主体性可言;至北宋苏轼咏物词之境界始宽,苏借物抒发自己的政治愤懑、羁旅之苦,咏物词由“娱宾遣兴”转变为“吟咏性清”;而至南宋,姜夔的咏物词又体现了抒情手段的变化,即作者的再次隐没而物的再次凸显,但是这并不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追求形似的传统回归,而是“把物作为作品结构的一个点,作为人物感情在作品中的一个坐标来看。”物不仅是物,词中的“我”也不再是作者,形成了“物”、“我”、“情”三者交融的复杂抒情机制,现将仅就姜咏物词中作者的跳脱和其实际上对词的掌握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