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心理契约破坏及结果变量与调节变量：述评与展望

心理契约破坏是个体对组织未能履行其在心理契约中应承担责任的认知评价。文章首先结合以往研究探讨了心理契约破坏与相应结果变量的关系,然后探讨了调节变量的作用,最后从被试群体、研究方法及理论模型的构建上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人格与羞怯的关系：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以752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人格基本维度与羞怯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应对方式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神经质对羞怯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外向性对羞怯有显著的负向作用;（2）在外向性、神经质对羞怯的作用中,社会支持起着部分中介作用;（3）外向性对羞怯的负向作用受到自责的调节,神经质对羞怯的正向作用受到求助的调节并且神经质预测羞怯的过程中,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也受到求助的调节。     

对恐怖情绪的调节：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 ——一样ERP研究

摘要 本研究采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通过测量由视觉诱发的脑电成分晚正波（LPP）来比较情绪调节策略在生理电特征上的差异,进一步探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优劣。实验结果表明：（1）从波幅的角度来比较：在400-600ms时间窗口内,认知重评条件下恐怖图片诱发的LPP波幅显著小于在自由观看条件下的波幅,而表达抑制和自由观看组所诱发的LPP波幅差异较小。（2）从时间进程的角度来比较：认知重评与自由观看组的差异发生在400ms并持续到600ms,甚至以后;而表达抑制和自由观看之间的差异发生在450ms但是只持续到550ms。这表明认知重评相较于表达抑制,对负性情绪起调节作用开始较早,并且持续时间较长。这为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策略提供了神经生理学上的证据。     

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的编制

旨在编制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问卷,通过增添对日常情绪诱发情境的描述,增强关于对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测量的生态效度,获得更具有现实意义且真实的结果。根据访谈(n=30)获得诱发青少年日常情绪的典型情境,编制了问卷的项目;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n=268)确定的正性情绪调节问卷项目为15个,负性情绪调节问卷项目为20个,皆抽取了四个因素分别命名为"认知重评"、"认知沉浸"、"表达抑制"、"表达宣泄"。经验证性因素分析(n=269)以及信度检验,问卷的各个心理测量学指标均符合要求,表明该结果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可用作青少年日常情绪调节的测量工具。     

谈生理功能的整体调节方式

面对生理学整体水平研究的挑战,应研究生理功能整体调节方式。这一调节方式的基础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它的特征是依照个体特点的分型。讨论其混沌特性,研究方法及医学的影响。     

2岁儿童在压力情境中的情绪调节策略

该研究考察了中国文化背景下２岁儿童在实验压力情境中的情绪调节策略及特点。对１４０名２１－２７个月的儿童进行实验室录像观察,压力情境有五种：陌生人情境、玩具延迟任务食物延迟任务,分离－单独情境,分离－生人情境。     

情绪调节灵活性对负性情绪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的证据

情绪调节灵活性是指个体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需求灵活部署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本研究采用经验取样方法,通过拟合个体在日常生活事件(如,未通过考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COVID-19)中的策略使用剖面结构和情境负性程度与策略使用程度的共变关系测量个体的情绪调节灵活性水平,并探讨其对个体后续负性情绪(抑郁和焦虑)的影响。两个独立样本结果表明：单一策略使用偏好(如沉浸偏好和表达抑制偏好)的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中和疫情期间经历了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此外,当个体随情境负性程度提高使用更多分心策略,而随情境负性程度降低使用更多认知重评策略(意味较高的情绪调节灵活性),其抑郁和焦虑情绪水平更低。以上结果共同证实了情绪调节灵活性有利于减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发展性阅读障碍共患儿童的干预效果及其内在机理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发展性阅读障碍是两类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 二者共患率高达25%~48%。共患问题不仅使儿童自身面临着严重的认知、行为和心理损害, 还给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对共患儿童的干预是极为必要且重要的。以共患病理机制假说为基础, 可将既往共患儿童的干预研究划分为以下两大类：(1)基于表型假说的干预方案, 如药物干预、阅读干预以及二者联合干预, 相应方案干预效果的迁移性和稳定性均有待深入考究; (2)基于共同缺陷假说的干预方案, 如针对核心共同认知缺陷之一的加工速度问题的干预已初显成效, 但相关研究较少, 干预效果需更多研究进一步系统性地考察。最后就共患儿童的干预方案现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     

调节模式与决策角色对延迟选择的影响及机制:过程追踪的视角

从过程追踪视角出发,运用信息板技术通过3个实验探讨调节模式对延迟选择的影响及信息加工方式(加工时间、加工深度、加工模式)与决策角色在其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调节模式影响个体的延迟选择,评估比运动模式者更倾向于延迟选择;(2)加工时间在调节模式与延迟选择间起中介作用;(3)决策角色分别调节了调节模式与加工时间、延迟选择的关系,即为自我决策时,评估模式比运动模式者的加工时间更长、更倾向于延迟选择,而为他人决策时二者的偏好无显著差异;(4)决策角色调节了加工时间在调节模式与延迟选择中的中介作用,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即为自我决策时,评估模式比运动模式者的加工时间更长致使其更倾向延迟选择,而为他人决策时加工时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对进一步理解不同调节模式个体的延迟选择偏好及机制及如何根据不同调节模式消费者的差异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均有一定启示。     

职业呼唤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情绪调节和职业弹性的多重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职业呼唤、情绪调节、职业弹性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采用问卷对479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职业呼唤正向预测工作绩效,情绪调节和职业弹性在职业呼唤和工作绩效之间中介作用显著;（2）情绪调节、职业弹性依次在职业呼唤和工作绩效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研究深化了人们关于职业呼唤关于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