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与外显记忆重复学习效果的比较研究

实验采用重学—分离设计 ,分别用知觉辨认和再认测验作为内隐、外显测量的测验方法 ,比较重学—启动测验的结果与重学—再认的结果 ,发现 :重学和间接测量的结合能有效地揭示内隐记忆的叠加现象 ;一次重学能使知觉启动测验的成绩产生明显的叠加效应 ;高意识水平学习后 ,低意识水平的重复学习不能改变外显测验成绩持续下降的趋势。     

论语言与思想的反思平衡

弗雷格和达米特从说者视角出发,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容器和交流的工具,因而思想是静态的。戴维森则从听者视角主张:思想作为一种倾向性的语言,乃是解释者赋予说者的命题态度内容,因而思想是动态的。据此我们进一步论证:思想是解释者在交流过程中与说者所共同建构的东西,而不是说者在说话之前的现成之物;思想不是解释者的意见,也不单是说者的意图,而是话语自身的意义;思想是说者与解释者在话语交流的互动过程中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说者的话语与解释者赋予说者的思想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调整、相互促进的反思平衡关系。     

现象学中实效主义的基础

皮尔士一直试图为他的实效主义提供一个有效证明。他为了向这个证明提供基础而作出的初步努力表明,实效主义是何等深入地嵌入到了他的哲学系统当中。皮尔士在此研讨的实效主义的基础是他的现象学以及来源于他的现象学的概念配价学说。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合理期待经验将仅仅展示三个"不可分解的元素",并且给出了对自己的归约论题的一个简略证明。另外,皮尔士试图使得哲学成为科学的事情,而为此目的就必须"摒弃所有使得哲学成为文学的努力"。     

非同一的统一:重新审视物质构成

在大卫像与大理石以及心与身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点不是陷入同一论,就是沦落为某种形式的二元论。物质构成范畴作为一种"非同一的统一"关系,有望走出一条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路线。一方面,根据模态论证,被构成的事物不是必然地同一于构成它的事物,在被构成的事物的本质上,构成观坚持了外在主义。另一方面,具有构成关系的两个事物,通过"双向"借入或派生,能够彼此共享模态属性以外的绝大部分属性,故不是二元分离而是相互统一的。物质构成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畴有重要的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意义。     

弗雷格定理:一个导言

戈特洛布·弗雷格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也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建立一种数学哲学———逻辑主义:算术真理都是逻辑真理。长久以来,哲学家一直认为,罗素悖论彻底瓦解了弗雷格的工作。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弗雷格那里隐藏着另一个证明:算术公理可以纯粹逻辑地从休谟原则推出。休谟原则是说,概念F的数和概念G的数相同当且仅当存在F和G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一结果被称为弗雷格定理,它引发了一种新的逻辑主义的兴起。     

意识研究的方法论外在主义

意识研究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这种争论愈发激烈。巴尔斯的"全局工作空间假设"和埃德尔曼—托诺尼的"动态核假设"是意识的方法论外在主义的代表,它们之间具有相容性和共同核心,为进一步探讨意识的秘密提供了好的方法论。     

聚焦作风建设 推进宗教工作 国家宗教局群众路线专题学习研讨班侧记北大核心CSSCI

自2010年起,每逢盛夏,郁郁葱葱、荷香四溢的国家宗教局培训中心都会迎来一批熟悉的客人。7月22日下午,伴随着养怡山庄里逐渐热闹起来的喧哗声,局机关全体干部和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干部共180余人如约而至。这一次,既是例行的国家宗教局干部职工学习班,也是特殊的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学习研讨班。     

现代本质主义的逻辑基础与哲学意蕴

<正>现代分析哲学家致力于意义的分析,力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使哲学科学化。以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前期分析哲学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所有导致本质主义的学说均被他们宣布为虚妄。但到     

苏轼视域下的筮卦变占

北宋苏轼,既因撰写《东坡易传》而具备了易学家的资格,又不时关注《易》的筮占之用,在筮卦变占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筮占操作可接通、感通大化流行的宇宙场域或曰人的整个生活的世界,而将与疑惑相关的信息收摄呈现于所得的六爻之卦上。卦有动爻时,断占的规则是,动爻有几个,之卦(变卦)就有几个,因而由本卦向之卦的变迁及其所昭示的时的境域变迁,就是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这与春秋时人以及朱熹的见解存在莫大差异。在后者那里,无论动爻是一还是多,之卦只有一。前者较之后者具有别样深层的易学底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并给予超越筮术的易道层面的深入开掘。     

快乐的本性及其在好生活中的位置——从德性伦理学的视域看

西方伦理学中的快乐主义虽然把快乐作为第一原则,但并未令人满意地界定快乐的本性,由此也带来理论与实践中的重重困境.亚里士多德通过“意见”剥离的方法层层推进,最终得出“快乐是德性活动的必然伴随,且加强着此种活动”.这种对快乐本性的根本厘清一方面纠正了快乐主义的偏颇,另一方面也把快乐放在“好生活”的恰当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