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经补史：西藏札达县皮央杜康大殿新现元代诏书录文和八思巴字印文初探

西藏阿里札达县皮央村杜康大殿写本中保存有一页元代的重要文书。从文字的格式、用词、语气和语法特点可知，该文书为元代诏书录文，由元代当地人笔录在古代佛经目录末的空白处，其上同时鈴有一方八思巴字墨印。诏文下令僧众严格遵守法律，虔心修习佛法。此诏书录文系元代中央政府治理阿里地区的直接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五台山龙虎碑考

在五台山显通寺座西向东的山门内,左右两边屹立着两通青兰色的龙虎碑。石碑,上无碑额,下有方形碑跌,碑身上分别镌泐着“龙”、“虎”二字“龙”“虎”二草,起笔有结,落笔有起,筋节分明,气脉绵亘,藏有龙腾虎跃之势。宇模豫章笔体,苍劲郁拔,淋漓酣畅,法意相彰,是一对海内罕见的珍贵草书。因此至五台山旅游观光者,无不到此观赏一顿,评赞一番。那么,此碑是何人、何时写的?     

唐释彦悰与隋释彦琮考辨

<宋高僧传>卷四之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据<开元释教录>等文献考证,即<后画录>作者彦悰,生卒年在610-690年间,唐人.而<续高僧传>卷二所载僧彦琮的生卒年是557-610年,是隋人.二人各有著作传世.由于名字相近,读音相同,生活时代亦接近,故后来多有将二人彼此混淆,以致张冠李戴者,包括正史著作中此类错误亦无幸免.文中对此一一予以辨析,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佛教早期目录学的发展——《综理众经目录》和《出三藏记集》对目录学术语的不同诠释

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两部早期的佛教目录,是汉文大藏经史写本阶段的酝酿时期。本文试图对它们进行梳理,比较它们对"疑经"、"伪经"、"抄经"、"异出经"、"失译"等目录学术语的不同诠释,从而探寻佛教早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     

全真祖庭重阳万寿宫

重阳万寿宫位于陕西省户县西祖庵镇北的蒋村,是道教全真派王重阳的故居,也是全真三大祖庭之一。据《甘水仙源录》、《七真年谱》和《金莲正宗》所记,王重阳,原名中孚,字允卿,陕西咸阳人,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弱冠修进士业,后应武举,两皆无成,又逢宋亡和家遭劫难,慨然入道。金正隆四年(1159年)王重阳于甘河镇遇仙人,授以修道真诀,遂改名为喆,字知明,号重阳子。所遇者据传为吕纯阳。正隆五年(1160年)又遇仙人于醴泉,授其秘语五篇。     

双城无量观《癸未坛登真录》研析

本文对1943年黑龙江双城无量观传戒的文本资料《癸未坛登真录》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对题词、序跋的分析，其二是对传戒戒师的研究，其三是基于年龄、地域、宫观以及道派出发对戒子进行的整理与分析。通过研究，认为双城无量观的传戒是在伪满洲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由政府指定举办，尽管受到日伪政权的严格监督和控制利用，但当时道教界却利用本次传戒的机会，致力于坚守自己的文化本位，进行道教人才的培养和道教律脉的传承，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辨

《王阳明全集》之《年谱》和《年谱附录一》皆称《山东乡试录》出于王阳明之手,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一观点存有争议。查考明朝相关的科举制度和上海图书馆所收藏之《弘治十七年山东乡试录》,可以确证《山东乡试录》非出于王阳明之手。     

至简至易 至尊至贵——赵州和尚的“唯我独尊”

《碧岩录》的第五十七则：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是不拣择？”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僧云：“此犹是拣择。”州云：“田厍奴，什么处是拣择？!”僧无语。     

何以报君恩——《建中靖国续灯录》中的政教关系想象

北宋成书的《建中靖国续灯录》构建了一幅和谐的政教关系想象：皇帝运用世俗权力推动佛教的传播，臣子作为中介帮助皇权延及佛教，僧人则积极地用佛法来增加皇帝在尘世的权威和利益。在这样的结构中，佛教完美地融入了此世的政治权力框架。这种政教关系想象代表了不断接近世俗权力中心的汴京禅宗面向皇权的自我呈现，是宋代禅宗在世俗化过程中对“佛教祸国短祚”这一指控的集中回应。总结这一想象的特点，历史地分析其成因及影响，有助于我们从佛教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其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佛教中国化的机制。     

行气“六气”说源流考及其与道、释、医诸家交涉

行气“六气”说于隋唐之际定型，此后传承络绎，至今仍在道教、医学、体育等领域发挥着作用。然而，此“六气”说并非自始定型的体系，隋唐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即上溯至春秋战国，下探至隋，基于道、释、医等诸家文献，从气的构成、功能、目的、实践方式、思想交流互动等几个方面对行气“六气”说进行考察，探索其源流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