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手卫生的行为干预策略

保持手卫生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策略, 但是如何提高其依从性成为预防传染性疾病和减少医疗机构获得性感染的一大挑战。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手卫生助推干预以更“隐性”的方式将洗手转变为一种可自动触发的行为习惯, 弥补了以知识分享和健康宣教为主的传统手卫生干预策略的诸多局限性。基于影响机制的不同, 手卫生助推干预策略可分为提供决策信息、优化决策选项、影响决策结构、提醒决策方向4个大类的框架体系。多模式助推策略的有效性也已在实践中得到印证, 但目前还非常缺乏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下开展的助推洗手行为的干预研究, 今后可尝试基于行为科学理论有针对性地在医院、学校和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此类干预研究和实践, 为感染防控、疾病预防和改善公共健康做出相应的贡献。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机制

现有文献显示员工感知到被上司信任在工作场所中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感知会带来许多与工作相关的积极产出。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被上司信任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对它的形成机制却知之甚少。忽视这一感知的产生机制将会限制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因为被上司信任感只有被成功地激发才能使信任关系得到建立,并由此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影响。作为一种由个体对信任相关信息加工而得的感知,员工被上司信任感未必等同于上司实际的信任水平。因此,要想通过让员工感知到被信任来进行有效的管理,作为授信方的上司不仅要主动做出信任的行为,更需要考虑如何让员工准确地感受到自己的信任。 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根据该模型,上司的授权与培养这两种管理行为被识别为影响员工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重要因素;授权与培养对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影响的有效性依赖于员工的目标导向、上司的可信度以及团队焦虑水平;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产生会影响员工的忠诚与敬业奉献,其影响程度受制于上司所面临的管理风险。 通过揭示上司的信任行为如何以及何时能激发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并由此对员工的工作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三个主要的贡献。首先,被信任感不是由授信方或被信任方单独一方决定的,而是在二者的互动中形成。虽然过往研究曾检验过领导风格对被上司信任感的影响,但却未从信任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识别出了授权和培养这两种可以传达典型信任信息的管理行为,从而在理论上拓展了关于被上司信任感前因的文献,在实践上为上司如何做可以让员工感受到被信任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尽管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有赖于社会信息加工,却鲜有研究对该过程进行过探索。根据信息加工理论,本研究对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机理及边界条件发起了新的对话。我们不仅关注信任信息加工的正反效应,还探索了信息相关度（员工目标导向）与可信度（上司可信度）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关注员工目标导向有助于识别基于信任的管理行为的有效目标人群,而关注上司可信度进一步明确了上司在相关信息传达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两种不同的影响。实践上,这一探究为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帮助他们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让员工感知到被信任。最后,通过探讨团队焦虑和管理风险这两个团队层面上的消极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对上下级信任互动情境的理解。实践上,我们为管理者如何在高不确定和充满挑战性的环境中采用信任管理策略提供了启发。     

居危思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提供稳定工作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组织创新, 这就使得研究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企业员工遭遇不同环境威胁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 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本文在威胁焦点下深化工作不安全感概念, 并基于“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过程。首先, 结合环境威胁来源与主观感知, 把工作不安全感分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和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 并将编制测量量表。其次, 期望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分析多时点的员工-主管配对数据, 基于情境调节焦点和工作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来揭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以及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最后, 将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工作不安全感潜在类型及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推进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和效用研究, 也为企业如何有效促进创新提供对策建议。     

逆境中何以建言?成就目标视角下员工建言韧性的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

在动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 员工建言对于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建言研究普遍认为, 当环境不支持建言时员工会减少建言行为。然而, 并非所有员工都会在逆境中放弃建言, 有的员工甚至会在逆境中表现出更多的建言行为。为了回答员工何以在逆境中持续建言这一基本问题, 探索员工在逆境中持续建言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效果, 本文将首先探讨建言韧性的概念内涵, 并开发建言韧性的测量工具。然后, 以成就目标理论为基础, 对三种目标定向促进或者抑制员工建言韧性的路径和条件做出分析。最后, 探讨建言韧性对员工后续建言行为和领导者建言采纳的影响。本文回应并拓展了建言研究的前沿问题, 也为组织了解和培养员工的建言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基于双系统模型的机制探讨

为了考察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并基于双系统模型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特质焦虑问卷、简版自我控制量表、感觉寻求量表和青少年多领域冒险行为问卷对1720名12～18岁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数据1549份。结果发现：（1）特质焦虑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自我控制在特质焦虑与冒险行为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2）感觉寻求调节了该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即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越高,自我控制对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越大。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对392名听障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该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生活满意度只在听障男生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父母差别对待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同胞不同经历问卷、关系网络问卷和问题行为量表对开封市1179名初高中学生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父母差别对待与外/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同胞关系与外/内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差别对待和同胞关系呈显著负相关。（2）同胞关系在父母差别对待与外/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父母差别对待→同胞关系→外/内化问题行为”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受出生顺序调节;与年幼个体相比,父母差别对待对年长个体的同胞关系影响更大。出生顺序会调节父母差别对待对同胞关系的影响,提示二胎家庭要更关注年长个体的变化。     

互联网对中国大学生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及其限度

这篇文章试图讨论中国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以及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对这种信任水平的影响。通过采用2013年搜集的一项抽样数据,本文发现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水平可以分为两类。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生们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慈善渠道更为信任,而对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渠道的信任感偏低。但这里也有两个例外。一是以朋友间慈善为代表的熟人渠道的信任感最高,二是那些受到丑闻影响的组织信任感明显受损。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影响不同信任水平的因素。本文发现,虽然网络行为对某些类型的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它更应该被视为一种中介机制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学生个体的政治倾向和经济社会特征在大多数时候同样具有持续的显著影响。     

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建“婚姻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

正2014年1月9日,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两个心理学基地,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婚姻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共建协议书签字仪式。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高玉葆教授出席签字仪式。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