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近现代日本作为方法的《论语》研究——从武内义雄、和辻哲郎到白川静

"作为方法的《论语》研究"不仅拓展了《论语》及孔子思想的跨时代生命力与跨文化视域,其自身亦可成为能动的主体来推动研究者主观立场下的哲学、思想或学说。近现代日本哲学思想家武内义雄、和辻哲郎、白川静的《论语》研究亦呈现出作为方法的一个侧面。武内的《论语》研究奠基于文献考据学与思想史学,并以后者阐明《论语》最古层的思想,借此建构自身的中国思想史。和辻的《论语》及孔子思想研究虽采武内的最古层说,但对《论语》结构的分判与武内不同,而采自身伦理学的立场,其判释基准并非"思想的变迁史",而是"在于关系(共同体、共同文化圈)之中"。不同于前两者,白川静以自身文字学体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观来研究《论语》,认为孔子的思想不应和殷商以来的宗教、巫术完全切割。此种带神秘主义色彩的孔子形象与武内、和辻的作为理性主义者或伦理学家的孔子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钱穆、缪钺战国秦汉间“新儒”说述论

20世纪40年代,钱穆与缪钺就战国秦汉之际的"新儒"展开讨论商榷。钱穆揭橥"新儒"之说,并从宇宙论方面揭示其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缪钺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强调阴阳家对"新儒"及秦汉思想的作用。钱穆和缪钺"新儒"说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也存在着方法论的差异,彼此又有吸收借鉴,对现代儒学研究和当代语境中的"说儒"具有重要意义。     

寺庙拾趣

喇嘛的名片在曲德寺,旦增喇嘛对我们的到来极为欣喜,换了新袈裟和我们合影留念。正手忙脚乱之际,同行的两位女记者飘然而至。我把她们拉到旦增喇嘛身旁,呼喊着让按快门,谁料旦增喇嘛视若无睹,抽身而退。我正不解之时。     

普陀夜遇

明天就要离开普陀山了,心里怅怅的。傍晚,我查看着普陀地图,发现一个叫“杨枝庵”的小庙,导游没有安排,而且离驻地很近,便决定独自前往。从杨枝庵出来,天已经全黑了,在那里,慈祥的老方丈让我随众做了趟法事,虽然感觉新鲜,却累得腰酸腿乏。下山的路还算宽阔平坦,可因为没有丁点的光亮,只是一道绵延的黑暗。我一个女孩子独自在其中穿行,尽管心中极肯定,在圣洁的佛地是不会遭遇到任何恐怖和伤害的,却也不免惴惴地落脚,惴惴地因轻微的风吹草动而四处张望。好容易走到了可以望见海面的岔路口。     

三个和尚新传

《佛教文化》期刊社的社长吴立民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常有人来向他求教。在众多的求教者中有一些人老是盘根究底,总觉得吴先生有什么修行妙法不肯开示,而对他指出的扎扎实实、勤修苦练的要求则摆出一付“这个我早知道”的样子。     

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     

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演变

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流行,是汉代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特殊现象。汉代的阴阳五行说肇始于董仲舒,至西汉后期而盛行,大讲灾异,推演比附,以至皇帝下诏、大臣的更换、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攻击都要引用阴阳灾异。成、哀以后,由于社会局面动荡,险象丛生,图谶之说又大肆传播,王莽篡汉,即利用这种妖妄邪说作欺世惑众的工具。至东汉光武“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即被视为“国宪”,敢于表示不信者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阴阳五行说和图谶说实际上都是为神化皇权统治而制造出来的,打的是“尊经”、“崇圣”的旗号,但它们与原始儒学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相对立,也是思想史上的一股浊流。面对汹汹浊流,儒学内部具有卓识的、正直的人物勇敢地加以批评抵制,才避免了民族文化思想因迷信邪说盛行而倒退。     

上帝所要的活祭(续)

二、讨上帝喜悦的活祭 1、圣洁的 保罗的意思是说:活祭就是这么作,这样作是圣洁的,成圣的。你是一个有上帝恩典的人,你因这个缘故,你要与世上的人有所不同,不是外表的不同,而是内心的不一样。你是基督让你成圣的,不管你的身体是干净或不干净,或涂了泥巴在身上,这没关系,我们说的洁净不是外表的洁净,而是内心的洁净。比如这里有个碗,它的外面虽是脏的,但里面是干净的。     

《黄石公素书》讲义(六)

安礼章第六 此章分为两段。第一段:以排比的方法,对仗的文体,述发了明辨盛衰、通晓成败、审察治乱、追本溯源、揆度未来的“韬略”。 第二段:总括了全书的中心思想和目的。 怨在不舍小过。     

从“心性本净＂到“心性本觉＂

心性问题在印度佛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佛学中,更成为了核心问题。中国佛学相对于印度佛学的转折性发展,正是围绕一种新的心性说展开的。吕贗先生曾经对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心性说的特质予以总结。他认为,印度佛学关于心性的思想是“心性本寂”,即“性寂说”;而中国佛学关于心性的思想是“心性本觉”,即“性觉说”犤１犦。在这样的区分下,吕先生本着印度佛学唯识学的立场,认为“性觉说”是对佛教的背离,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犤２犦。吕先生的观点,作为支那内学院对中国佛学进行反省的努力之一,对现代中国佛教界乃至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