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完颜麟庆父子与白云观——《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珍闻轶事志》片段

清宣宗宁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公元1 843年 ) ,北京白云观住持孟豁一在大学士完颜崇实指导下刊行了《白云仙表》一书 ,内容主要是全真道五祖、七真、十八宗师① 传记 ,卷首载有完颜崇实所亲笔撰书的《序》言 ② ,记述此书编撰、镌刊过程。考 ,此书刊行至今已百五十多年 ,原刻板旧时存白云观内 ,“文革”中已被毁 ,观内幸存之旧本 ,亦已纸页憔悴 ,不堪翻阅。余曾慎为读之 ,觉得完颜崇实所撰序文 ,反映出当时朝廷达官显贵对白云观的殷切护持 ;也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当时观主张合智缺乏全真史识的贬意。颇有启人思索之处。故钩稽前人事迹 ,并…     

浅析摄影与绘画的交错发展

作为年轻的摄影艺术,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绘画的浸染.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过:"美术和摄影不仅是同院邻居,而且现在是结成新的亲家了.超级现实主义绘画大量吸收了摄影的手法,摄影又在吸收油画及水墨大写意的手法,你吸取我的,我吸取你的."回顾摄影史,摄影与绘画的关系总是割不断理还乱.     

黎志添教授做客宗教文化论坛第32讲

应"宗教文化论坛"邀请,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客座教授黎志添先生于2012年8月24日下午在文科楼做了题为"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研究"的报告。黎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六朝道教史、道教炼度科仪、广东道教史、香港正一及全真道教科仪等方面的研究。讲座中,黎志添教授围绕自己做广州道教庙宇碑刻研究的方法、内容和成果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探讨了一种有别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形式与方法,并以这样的形式与方法在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成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深悟其精义",启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内容的正确理解,同时,也能够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方法启示,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哲学问题的角度去关注、总结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伯艾克语文学方法论诠释学述要

奥古斯特.伯艾克(August Bckh,1785-1867)是少数几个能够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相提并论的近代诠释学家之一。伯艾克以其《语文科学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一书中坚守和拓展着西方诠释学发展的语文学方法论路向,奠定了自己在西方近代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天主教

自唐代,中国就开始传人天主教体系之宗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于明末陕西,是世界基督教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迄今为止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文字资料。”虽然景教在当时被公教会定为异端,却也可称天主教的一个变种,客观地传入了天主教的基督信仰。至元代又称“也里可温”。是时又有受尼格老四世差遣而来的若望,孟高维诺将正统天主教传入中国。     

汉语阅读中的心理词加工

通过两项研究考察了汉语阅读中心理词存在的心理现实性及其加工效率问题。研究1采用词切分任务考察语法知识掌握水平不同的读者词切分的差异,发现他们在词切分上存在很大分歧,语法知识越丰富,词切分差异越小。研究2探讨心理词的加工效率,使用阴影标记目标词,产生四种呈现条件：正常条件、词汇词条件、心理词条件和非词条件,结果发现心理词比词汇词、非词更容易加工。两项研究结果表明汉语阅读的基本信息单元更可能是心理词。     

吕澂《印度佛学史》略考

<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2期刊登了一份吕激作于法相大学特科时期的<印度佛学史>讲义,整理者将该文写作时间误为支那内学院蜀院时期.<印度佛学史>概述自佛灭度后到密教兴起前一千多年间印度佛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而以那烂陀寺为印度佛学终结,其中所反映的吕澂早年佛学观点与同时期的<佛教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等文献可以相互印证...     

《柱间史》中的五台山信仰——基于定位与关联模式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地位,在北朝末期一经确立,很快就得到了西藏认同与信仰,但西藏的五台山信仰具有三个特质,一是始终在密宗事部三怙主的系统内定位文殊菩萨,并由此决定了其在世界地理场域中定位五台山。二是元代之前,五台山对于西藏而言,因为难以企及,所以西藏以想象的、虚拟的方式,完成了与五台山的联结。三是通过文殊“化现”及与文殊“值遇”两种模式,增加藏传佛教僧人的神圣性。西藏五台山信仰内涵的奠定,都与《柱间史》密切相关。     

山东丝绸史研究的崭新成果--读姜颖新著《山东丝绸史》

最近,姜颖先生送给我一本她的新著,题目叫作《山东丝绸史》（齐鲁书社2013年12月出版）,我很高兴。首先是她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科研上又获得了新的收获,取得了学术研究的崭新进步;其次是山东自古以来就是丝绸发达地区,《山东丝绸史》的出版,填补了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空白,其价值和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两项收获,于公于私都足以可喜可贺。欣喜之余,以为有些话可以写出来,一方面希求获得在相关朋友、同仁们指正过程中的思想进步;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而与姜颖先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