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声音--解读影片《暖》的“第二性”意义

由霍建起导演的影片《暖》以看似诗意化而实际残酷的叙事方式,呈现出女性真实的一种生存状态。影片中的女主人公暖不能清醒地认识自我主体的价值和生命存在的意义,一味的依附于男性,始终是被询唤、被拯救、被激活的客体与被弃置的对象,很难以主体的身份实现对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完整把握。在暖的身上体现了“女性”的附属感和“第二性”的意义。     

资本空间决定论的辩证法——关于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再思考

正当今时代,罗莎·卢森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她坚持主张资本的积累不仅依赖于特定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动力,更重要的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渗透和破坏。《政治经济学导论》是她于1907—1914年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学院任教时所完成工作的一部分,至今仍然是关于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佳著作之一~①。它包含了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试图对发展中国家中的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渗透和破坏的精辟分析——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     

新颖词语义韵的发生机制：“双枣树”效应的证据

以中文母语者为被试开展词汇学习实验,既操控新颖词出现的语境情感(积极、消极、中性),又操控语境的变异性(重复、变化),检验语境情感是否可通过阅读接触,从语境迁移到新颖词以及这种迁移是否影响新颖词习得的效果,从而探索新颖词语义韵的发生机制。196名被试参加了实验,他们在不同的语境情感和语境的变异性条件下一共阅读了45个篇章,然后对9个新颖词进行情感效价评分并参加了三种不同的词汇知识测试。结果显示,只有在重复阅读相同材料的条件下,语境的情感才顺利地迁移到新颖词,表现出明显的“双枣树”效应,而与此相反的是,只有在变化语境下,语境情感才对新颖词词形及词义的学习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越积极的情感语境里,词形和词义的习得效果也越好。“双枣树”效应有效地解释了新颖词语义韵的发生机制,也为新词学习提供了重要启示。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教堂酒会”与近代早期英格兰价值观念变迁

教堂酒会是近代早期由堂区教堂组织的一种集体狂欢活动,主要盛行于都铎时期的农村地区,一度成为募集堂区资金的最大单一来源,在黑死病之后的特殊历史时期,为重建教堂和贫民救济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撑,而且作为一种集体性娱乐活动,教堂酒会还起到了增进社区睦邻关系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习俗伴随着宗教改革的反复而几经兴替,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中晚期清教主义的发展,清教徒强调恢复符合新约的纯净的习俗和教义,从而导致了对传统狂欢活动的强烈抵制,与此同时,系统化的教堂税赋在各地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使得教堂酒会最终走向没落。     

国族关系与文野之辨——杨度与章太炎思想比较研究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社会通诠〉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自由：源子理牲设计还是情感道德——卢梭和费希特的政治哲学观之比较

自由,无论是对卢梭还是对费希特,都是其理论的内在追求和预设,并且被赋予最高的价值。然而,由于各自论证的理路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卢梭注重情感与心灵的直觉,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取决于人们之间内在情感道德的齐一性;而费希特则秉承启蒙传统,要求理性的查审,认为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但诉诸不同的理论运思方法,故导致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秩序。     

论科恩的平等分配观

科恩的平等分配观集中体现于他的两个分配原则之中,即平等原则与共享原则。平等原则主要体现于他的运气均等主义之中,它通过去除非选择的不利运气,来实现机会平等;共享原则主要体现于他的野营式的共同体之中,它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共同享有享受,来限制和纠正机会平等原则允许的分配结果的严重不平等,以实现分配结果的大致平等。在科恩的平等分配观中,平等原则属于正义原则,而共享原则属于仁爱原则。从分配的对等性视角看,它可能会因过多强调仁爱而显得不够完美;但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视角看,它却会因分配价值的多样化,可以促进社会资源的适宜性分配,最终实现人类的和谐共生。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为情境主义辩护

近二十余年,德性伦理学受到了一种源于社会心理学的批评.一些实验表明,情境因素在人类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性格特质之类的属性是不存在的.这对依仗人格特质及其培养的德性伦理学来说是致命的.于是,德性伦理学做出了各种回应.一些回应是不成立的,德性伦理学是难以维持的.还可尝试由内隐情境这一概念解释跨情境的行为一致性以及个性间的行为差异,而无须借助于德性概念.情境主义不是行为主义,它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和扩大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