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医护人员疫情支援实践的权衡机制探究

基于对10名疫情期间曾支援前线的医护工作者的深度访谈,并结合对网络平台相关文本的内容分析,旨在透过新家庭主义视角,致力于探讨医护人员在面对家庭与国家二者关系时的矛盾与张力,呈现其支援实践中形成家国平衡的文化与社会逻辑,从而探究其做出“舍小家、为大家”的支援实践的行为机制和合理性基础。研究认为,医护人员支援实践的抉择是受到多方因素影响、在医护人员进行综合考量下的结果。这一权衡过程主要体现为国家在场的驱动与感召、家庭弥散渗透下的调适和个人个体主义的出现。

     

原则主义的理论进路、伦理争论及其启示

原则主义作为全球生命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进路,是对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问题的回答,也是经典哲学理论在该领域中脆弱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自产生伊始,原则主义就深陷批评和质疑的漩涡之中,包含原则一致性、常识道德问题、道德地位和方法论等。对这些争论的回应和批评性意见的包容、选择性吸纳,使原则主义释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原则主义本质上是对于生命伦理学的思考,对于我们参与全球生命伦理学发展提供中国话语给予深刻启示。

     

苏格拉底论无人自愿为恶或对不自制的否定

苏格拉底伦理学否定不自制((a)κρασ(ι)α)的可能性,"无人自愿为恶"就是这种看法的经典表述,作恶是出于无知.由此,T.厄尔文(T.Irwin)发展出一种被人称为标准的经典解释的观点,即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一个有德性的人只有以善为对象的理性欲求.但是,这种经典解释忽略了非理性的成分对人的影响和作用,对不自制的问题进...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北大核心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涉及宗教、哲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各个方面,归纳起来,大体如下：1．坚持信仰原则,不偏不倚,“谨守中道”,反对各种极端思想和行为。2．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3．主张建立公正和谐的社会秩序,倡导民主协商,反对专制独裁。4．对内主张求同存异,加强团结;对外主张文明对话,促进交流。     

境遇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决策

境遇伦理学是方法而不是体系;境遇伦理学认为任何事物正当与否,均因具体境遇而定;爱是永恒的善;爱是唯一的规范;爱同公正是一回事;爱不是喜欢;爱证明手段之正当性;爱是当时当地做决定。境遇伦理学厌恶伦理学的律法主义,反对僵硬不变的伦理规范教条;境遇伦理学对于处理生命伦理学的一些两难问题,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生成进路的辩护

海伦·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可被理解为两个版本。弱版本认为在科学实践中社会性因素必然地参与到知识论过程中。强版本则坚持一些社会性因素是科学实践中知识论过程的构成性成分。弱版本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强版本则引起许多争议。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论证上的鸿沟,而该鸿沟是学界质疑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的主要原因。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进路也存在着类似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生成理论对强版本具身进路的辩护策略可以被借用来处理批判语境主义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两种对应强弱版本鸿沟策略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意味着生成进路所提供的资源可为批判语境主义提供更好的辩护。     

中国哲学的诠释新径——论方东美的“机体主义”

方东美借"机体主义"诠释中国哲学之特质,其"机体"思想具备三个向度的哲学意涵:第一,作为诠释方法的机体主义,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并对怀特海机体哲学作出方法学上的提炼和转化;第二,作为本体论的机体主义,"普遍生命""双回向"的上下贯通使得人与宇宙世界的圆融无碍找到形上的依据,在儒道佛的阐释中分别体现为"生生""大道""真如";第三,作为中国哲学通性的"机体主义",它表现在儒道佛同俱"旁通统贯论""道论""人格超升论"等中国哲学之精神。此三种意涵构成方东美独到的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范式还理论于历史,还概念于语境,以"忠恕体物,道通为一"的整体思维方法以及体察万物的中庸之道对中国哲学作出真正"同情的理解"。     

论组织研究的行动主义转向

组织研究以人的主体性行动作为研究元点。组织的结构是对组织连续性行动的具象描述,组织成员和微观过程将组织的宏观变迁关联起来。社会治理场域中的组织研究正在走向关注组织中的行动者、关注组织行动的关联性特征的行动主义路径上来。行动主义主张社会存在于人的行动之中,因此行动主义的组织研究致力于发现组织中的人性和复杂性,发现组织行动的关联性和去中心化特征,这代表着组织研究将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实现双重的转型。进而言之,行动主义为个人行动和组织行动提供了价值指引,不仅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组织结构与制度设计的原则,也将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原则。     

仁学实践论浅说——儒家仁学思想的历史发生、推扩开展及其实践论反思

自孔子开宗创派、以仁立教以来,有关仁爱、仁道的话语就始终贯穿于儒家的整个理论论说与思想演生的历史脉络中,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儒之为教的实质意义正在于它在历史上建构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话语、理念与实践。就仁道理念的实践次序而言,历史上的儒家大都强调自家庭之孝亲开始,逐渐由近及远地不断扩充践行仁道的范围,推己及人乃至于最终达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高远境界。在今天,我们必须从仁学实践论的进路推进和深化儒家仁学思想的新开展,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道何以成为肉身——圣经汉译中的文化相遇

一般而论,翻译本身就是两种文化互相交流与影响的过程,所以,圣经汉译也远不止于两种语言文字和文本的简单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互动与再生。上帝的‘道’要通过人的语言来启示,基督宗教的全球传布,实际上是伴随着圣经的翻译而开展的。同样,圣经汉译的历史从一侧面反映了‘道’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展开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的历史。圣经汉译一方面受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制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换言之,把圣经译成汉语无疑是道在中国成为肉身、在汉语语境中被广传的不可或缺的首要一环,也是中国人阅读、接纳和进入道的一个媒介。本文尝试从历史、语言和社会三个范畴探讨圣经汉译的社会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