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今古文注疏》的诠释动因、体例与方法

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代表乾嘉时期尚书学研究水平的总结性著作。孙氏注疏《尚书》主要基于时代需要,江声、王鸣盛、段玉裁三家《尚书》研究尚存不足及其自身对《尚书》的浓厚兴趣与长期积累。该书采取自注自疏的诠释体例,运用网罗旧说、选择旧说、突破旧说、重组旧说的诠释方法,兼疏今古文,注取五家三科之说,疏取先秦诸子唐前旧说之涉《书》义者及时近人说,不取宋元明人之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及治学倾向。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CCE的几点思考

朗基诺的"批判的情境经验主义"(CCE)是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SSS)与科学的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首先,理性—社会二分法对SSS是不公平的,它来自科学哲学。该二分法以及规范认识论观念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康德对事实问题与权利问题的区分。规范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念,而SSS的对象则是科学实践。情境经验主义与SSS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朗吉诺试图通过"批判"来规避后者的相对主义。但是,SSS并非知识相对主义,它将科学理解为"某处之见",规范性是不必要的。     

从“现象因果”到“体用不二”——对熊十力唯识学“四缘论”创造性诠释之辨析

<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脱胎于佛教唯识学。对熊十力思想演进历程及其新唯识论相关著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唯识学"四缘论"尤其是"因缘论"的创造性诠释,是他走出唯识学、建构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关键。学术界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与传统唯识学之间的关系多有论列,但尚无从其体     

“符号化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以吴虞批孔为中心的讨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多数学者在对孔子的认识与评价上,存在着一个“共时性”的逻辑思维定势:将孔子原生儒家与后世儒家相混同,“诠释暴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我们今天拂去历史的尘埃,小心翼翼地从“符号化的孔子”中剥离出“历史的孔子”,不仅具有“求真”层面的学术意义,也具有“求实”层面的现实意义。     

挖掘与诠释--试述道经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之处北大核心SSCI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来设计的,对此,道经中也有着深刻而鲜明的阐述,解读如下：     

论蒙培元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

蒙培元先生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与理性的混合体,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够真正将中国哲学的理性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思想区别开来。蒙培元先生所首创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是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最为重要和最为独特的贡献,这一思想从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质的精神特质,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范例。     

当代道德规范性研究与人工智能伦理设计

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以及道义论是当前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系统道德抉择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以上理论的应用均遭遇了困境。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正是类似的困境曾导致规范伦理学的衰落。当代规范性研究中的康德式理论对相关理论困难均给出充分回应,有力推动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也有望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提供更为恰当的理论基础。康德式理论具有共同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保证了由这类理论所构建的伦理原则可以具有一致性和实践可操作性。格沃斯和斯坎伦是当代康德式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两者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尝试确立三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即不侵犯原则、平等原则和援助原则。三个原则对任何道德主体间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给出了清晰阐释,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给出明确指导。     

科斯戈尔德能动性理论的双重思想脉络——康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的能动性理论中,包含了对康德道德哲学和柏拉图灵魂学说的双重运用.其主要特点是论证了行动者根据规范性机制来构建自我.这个思路的洞见在于确立了规范性内在于人的能动性结构,道德动机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但不足之处在于过分简化了柏拉图灵魂学说,把理性的作用仅限定为评估身体欲望,一方面忽视了理性欲望及其对人的引导,另一方面忽视了人的修养和进步.这两个问题导致其理论无法涵盖对于行动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历时性维度.但是,在此基础上,把时间性引入能动者的自我构建,能够发展出人生作为整体的历时统一性.历时统一性要求层次更丰富的规范性,体现出能动者的个体性.构建历时统一性,也是探求使得共时统一性成为可能的心理条件.     

诠释的现象学考察与伦理学批判

诠释的现象学考察旨在呈现诠释的原始发生,诠释者何以有意愿和能力对不再是的文本和正在是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证明;而诠释的伦理学批判则追问诠释行为的正当性基础、追问诠释文本行为的真实动机。对不再是的文本进行诠释目的在于基于本义、中介转义以开出新义,其后果只对诠释者有效,并不影响和决定他者的思考与行动;对正在是的行为进行诠释,可有当事者诠释和旁观者诠释两种,前者旨在辩护和证明,后者旨在反思和批判。实质上,作为旁观者的诠释已是公共舆论,是对公共善的追求,并以此对背离或解构公共善之显失公正行为展开反思与批判。实现从技艺诠释学向实践诠释学的转向,不仅仅是理论的旨归,更是一种强烈的价值诉求。     

重写中国哲学通史的学术尝试

武汉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团队历经十余年写成10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又经过数年的编校,现在终于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目前相对最全面、系统、完备的中国哲学通史.全书共10卷,其中8卷为断代哲学史,涵盖从先秦至现代的内容,又特别设置了少数民族哲学史、古代科学哲学史各一卷.作者团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