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农民工社会排斥的制度内与制度外分析——杭州市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杭州市农民工的实地访谈发现,移徙工人在城市就业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制度性的排斥,而且也遭到非制度性的排斥.这种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为体制性的排斥、规范性的排斥和执行性的排斥;非制度性的排斥既来自于城市市民,也源自于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竞争性排斥和强权性排斥.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文章讨论了西尔弗提出的社会排斥范式的表现形式.作者认为,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受到的社会排斥符合垄断性排斥范式的特点,但是又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     

诠释·批判·重建--兼论中西哲学发展方式之差异

哲学发展的最终动源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但不是这种物质实践活动本身,而是对这种活动经验的反思与体验.哲学发展过程往往表现为后人的生活体验与前人的生活体验交融、冲撞、整合、再造的过程,表现为后人与前人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后人总是以批判和诠释两种方式来对待前人的哲学遗产,建立自己时代的哲学.批判的重建和诠释的重建作为哲学发展的两种方式各自又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诠释有两种:一种是还原性阐释,一种是创造性阐释;批判也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批判,一种是消极的批判.中国哲学在其发展中侧重诠释,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则侧重批判.     

经典诠释与当代中国哲学

该著分为经解篇、观念篇、人物篇3部分,分别从中国传统著作中的经典诠释与释义、中国传统经典观念的分析、重要人物的学统影响等方面来展现作者的思考,重点讨论了仁义礼智信与中华文化的价值体系、20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等专题,既有从学理上对儒学经典的阐述和辨析,又有从西方诠释学角度出发结合当前时代发展所作的反思,试图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为儒学价值的当下叙述找到更为合适的方式,更对20世纪以来对儒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的学术思想及人生道路进行考察,从个体角度对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流变进行了补充说明.     

重诠与开新——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东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差异及其对道德认知的影响

人性观,即认为人性究竟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不仅是哲学思辨的焦点,也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常人理论(lay theory)。对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检视表明,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性恶论人性观,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则是性善论人性观。研究通过实证数据支持了这一结论,发现中国被试相对于美国被试,对于人性的主观评定更倾向于性善的一端(研究1)。这种人性观差异导致中国被试在道德方面,尤其是规范性道德(行善)方面,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1),并且这种因果关系得到了启动实验的支持(研究2)。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如何塑造了人们对于人性和道德的看法。     

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论牟宗三后期哲学中的“物自身”是价值意味概念的命题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和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中心概念,也是牟宗三后期哲学即道德的形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是在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项诠释既是历史的诠释也是创造的诠释,开启了从价值论的形上学的视角审视与诠释康德哲学的新路。无论是对于康德或者牟宗三来说,伦理学也只是透视与契近物自身的一个支点。因此,物自身作为一个价值界域具有比伦理学更为广泛与丰富的意义。对康德来说,其终极的指向是一个宗教的界域;对牟宗三而言,其终极的指向则是一个价值论的形上学的界域,即一个“无执的存有论” 的界域。     

易理诠释与哲学创造：以熊十力为例

创造性的诠释懦家经典特别是《周易》是熊十力建构其“新唯识论”的重要理路。这种与古代经学方法有别的经典诠释,部分地归因于20世纪的历史语境：后经学时代自由解经的空间、对动力式文化精神的哲学追求、近代以来的哲学变革;部分地则归因于熊十力本人将现代观念与传统智慧的创造性结合,并且由此实现了哲学的创造。但其经典诠释方式存在着相对主义与独断论的紧张,“譬喻”说则是为其经学诠释所做的方法论辩护。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1:16)。身为一个基督徒,每当我在教会以外听到“福音”二字,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和甜蜜。但是,这种亲切和甜蜜并不来自商家为迎合顾客而设计的广告词,而是来自圣经的信息,来自耶稣基督用自     

关于规范性判断的本体论基础的几点思考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当代西方哲学家来说,这一问题主要是我们的真判断、包括真的规范性判断的本体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规范性判断的本体论基础归根结底是非规范性事实或自然事实,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规范性判断是关于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判断,浊概念所代表的事实、制度性事实和规范性事实归根结底依赖于非规范性的自然事实,规范性属性或事实随附于非规范性属性或事实,且这种随附性关系,无论是一般性的还是具体的,都是先天可知的.因此,非规范性的自然事实确实是我们的真规范性判断的本体论基础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