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萌发与思想发端——《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本贡献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主导话语是哲学话语,在该文中,马克思也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话语,在以哲学批判为主导分析框架的前提下构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辅助分析框架。马克思在坚持从哲学层面分析“物质利益难事”的同时,使用了“劳动”“价值”和“额外价值”这些政治经济学核心话语。这些话语蕴含着马克思思想中的无产阶级立场、客观价值论和资本批判的方法。当然,这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还不成熟,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处于话语萌发和思想发端阶段。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文明论视角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问题探析

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关乎文化自信的问题,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必须特别注意坚持文化自信。从文明论视角来看,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坚持文化自信,主要取决于它所代表的文化与文明是否在国际竞争和文明博弈中具有足够的综合实力;在“后西方”时代讲文化自信,就是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从根本上肯定各大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传统、经验智慧尤其是创新能力。因此文化自信必然表现为敢于进行各种创新行动,包括建构一套既有其文明特色又具有普遍性的话语体系,这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又可反过来增强文化自信。在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时坚持文化自信需要特别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资源,二是深刻体认和阐发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三是自觉养成中国学术共同体意识。     

奉主名求

全能的上帝啊,因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白昼不致盲目,也不故意追随黑暗,心地昏昧沉睡;唯愿我们每天因你的话语苏醒过来,并得以激励自己,越来越敬畏你的名。全能的上帝啊,因你经常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用许多榜样训勉我们,告诉     

苦难是人生的最高学府

我虽然信主多年,过去对主的话语理解不透,总希望一生平平安安,谁想要这苦难中的恩典呢?可苦难是一种客观存在,上帝并未应允天常蓝、花常红、叶常绿。人生是一种火焰,在开端的黑暗和末端的黑暗中燃烧,随时都可能被意外的风雨扑灭。当苦难一旦到来,不是你能躲避与不能躲避、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要你如何正确面对,如何依靠主正视苦难、与苦难抗争,不在苦难面前消沉迷茫,而是变得更加坚强,谱写出基督徒人生的乐章。我下岗的严冬尚未过去,出其不意的灾难又接踵而来。妻子突患脑溢血,生死未卜……为给妻子治病,我负债累累。感谢主,妻子保住了性命。但她却成了生活完全     

“无形语言”的叙事话语转换——浅谈《没有语言的生活》影视剧改编

东西先生的《没有语言的生活》由小说到影视剧改编,均获成功,究其本源在于其主题都切中了“无形语言”这块璞玉,由此切出三块“玉石”,实则“本同而末异”.“无形语言”从小说文本到影视文本涉及叙事话语材料的变化,这不仅造成了审美观感的不同,还折射出不同材质叙事语言背后整个话语权力结构的变化.考察“无形语言”如何在此话语转换中成功穿透精英文化文本和大众文化文本的场域,对于多元文化空间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反思与展望

目前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在话语体系建构方面存在着诸多困惑,并且这些问题在其固有语境中几乎无法彻底解决。我国公共管理研究长期移植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西方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复杂且异质的社会实践。因此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实际包含着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非西方语境中的重新定位,二是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表征。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较晚、基础较差,话语权力较弱,在中西学科对话中尚处于边陲地位,这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外生性约束;社会工作与西方历史传统和本土思想资源的断裂,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区隔,是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内生性约束。政学两界主导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在社会工作行政性和专业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结构性张力,而社工实务界的失语和服务对象的遮蔽,又扭曲了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实践回声。因而,如何基于理论自觉的高度,从主体意识、实践主体和思想根基出发,提高社会工作的话语权力,倾听社工实务界与服务对象的声音,促进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生活化传播,成为中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构建的可能路径。     

“存活论”的基本要义及其学术贡献

20世纪,我国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西化”浪潮,中国传统文论不断地被边缘化了,但却没有消亡,而是还“存活”着.这是一个被学界长期以来忽视了的文艺学现象.“存活论”告诉人们,中国传统文论的文脉没有中断,它以顽强的生命力“存活”着,并作为不可或缺的资源,参与了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建设.所以,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洋化”和“本土化”.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概念运用

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和各个阶段不同的历史任务，体现着极为灵活的动态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语境，彰显着鲜明的话语意图。战前，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话语表达，多半呈现的是“以言指事”的情状；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推动了“抗日战争”这一概念向纵深方向扩展；抗战后期，毛泽东话语中的“抗日战争”，则是在力保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上，将这一概念集中到战后中共的发展道路和前途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