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近现代福建僧伽教育

佛教传入中国后,道安大师首立较完整的僧团生活规范,至唐代马祖道一确立丛林制度,其弟子百丈怀海制定清规,中国的丛林制度,始形成完备的规制。此一丛林教育制度,代代相传,成为培养僧伽人才的轨范。民国以来佛教界竞相兴办的佛教教育机构,如佛学院、学社、研究所等,则有突破传统丛林教育方式、吸收现代教育制度的特色,使传统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融成一体,形成现代佛教教育的最大特征。一、兴办学院高僧辈出福建是中国佛教重点省份之一。佛教在福建普及社会、深入民间,与时代相结合,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则端赖历代高…     

浅谈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

伊斯兰教是一个传播广泛、具有世界影响的宗教。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发展在世界史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伊斯兰教表现得十分活跃,说明它是现代第三世界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伊斯兰教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特别是教派与门宦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     

论现代制度的自由价值及其实现机制

分化是现代制度的首要特征。从最终动力上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个人得以不断地从对他人和共同体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个人的自由促成了人们纵向的地位变动、横向的地域流动和活动领域变动,促成了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主要有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由此产生了制度的分化和整合。     

制度建构的“语言—心理—伦理”三维一体分析

陌生人社会治理呼唤公正合理的制度设计,社会本体论的语用转向为制度伦理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语言是通达心智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连接道义和规范的必然桥梁。制度性事实是依赖制度运行的人类基本社会活动,由于语言对制度与制度性事实建构的同构性,通过对制度性事实建构的“语言—心理—伦理”三维一体化审视,可以实现对制度建构过程的深度透析。制度创建者的言语行为背后蕴含的集体心理和伦理规约成为制度理性的重要来源,言语行为在成功执行中实现事实(外在世界的各种恰当条件)与价值(由集体意向性表征的独立于个体欲望的理由)的统一,保证了建构的合理性。由此,制度建构的语言、心理和伦理分析是三维一体的。     

阶层刻板印象：后效及其理论解释

阶层刻板印象是以阶层为分类依据,形成的关于不同阶层的固定心理图式,其内容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阶层刻板印象在阶层互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广泛地影响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偏差地图理论强调阶层刻板印象对阶层互动的直接影响,同时解释了阶层刻板印象的积极和消极后效。制度正当化理论强调阶层刻板印象作为维持现实合法性的心理工具,对阶层互动的间接影响,主要解释阶层刻板印象的积极后效。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阶层刻板印象的研究取向与操纵性定义,拓展阶层刻板印象的后效及其干预策略,并整合阶层刻板印象后效的理论解释。     

制度伦理思想的传统溯源

制度伦理的兴起,在今天的中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紧密相联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动摇了传统德性伦理的生存土壤,致使德性伦理的边缘化。但由此就认为制度伦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形式显然又是有失偏颇的。追溯制度伦理文化的传统根源,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历史辩证法

"三三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政权建设的竞争中创造的、从政权层面有效践行民主价值观的制度模式。它是对清末新政以来各种化妆专制主义政权的否定,也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实行一党专政的否定,更是毛泽东领导中共在政权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的继往开来。它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符合"重权威,求民主"的复杂政治国情,实现了对民主价值观的制度化践行,因而能获得空前的认同。"三三制"开创了中国特色民主的历史先河,可为今天从国家层面践行民主价值观提供有益启示。     

合作治理中的道德能力

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具有与治理复杂公共事务相应的治理能力,而道德能力则是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后工业社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以及服务关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在地要求唤醒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这就需要公共管理者在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时,要有相应的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及道德行动能力。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必须通过制度重构来实现,这即是说,通过道德的制度设置使得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及道德感得以唤醒,并成为其普遍的行动范式,这就要通过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而制度重构对公共管理者来说是一个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同构的过程。     

突出规范主题 加强统筹指导 深化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工作北大核心CSSCI

一、坚持首善标准,加强对创建活动的整体设计 一是加强整体设计。国家宗教局开展“规范年”创建活动通知下发后,我们重点围绕组织领导、创建标准、制度框架、规范内容、活动保障等方面对创建活动进行整体设计,以和谐创建为主线,把规范的主题贯穿于宗教事务管理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