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身体不满意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考察青少年对身体的满意度和自杀意念的关系，探讨自尊是否在青少年身体不满意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以及这个过程是否受到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采用身体不满意量表、自杀意念量表、自尊量表和友谊质量量表对来自湖北、安徽、河南、吉林四省六所高中的802名高一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身体不满意对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自尊在身体不满意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友谊质量在身体不满意通过自尊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模型后半段起调节作用，即在友谊质量较低的青少年中，自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更大。因此，青少年身体不满意和自杀意念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论正义产生的条件——从休谟到罗尔斯

休谟认为,正义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中等匮乏,自私的人性和大致相等的力量)下才会产生,在缺乏这些条件的地方,正义既不会产生也不会发挥任何作用.本文通过对休谟提出的三个条件的分析,认为休谟对正义条件的探讨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存在巨大的缺陷.     

布坎南经济正义论

布坎南经济正义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契约式双赢是经济正义的宗旨、程序上起点平等为分配正义的核心理念、宪政是经济正义的维护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正义进行了推扩。     

主体思维结果与客体本质属性不一致的相关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引出人脑思维主体（简称 主体）的思维结果与被思维客体（简称 客体）本质属性之间的一致度量（简称 一致度）和不一致度量（简称 不一致度），然后再对影响主体思维结果和客体本质属性不一致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生活中的苦与乐

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事情都会发展成输与赢两个结果的。就像做生意、炒股票、博彩、体育比赛等直接的输赢游戏一样,它的最后一定是有人输有人赢。其它如读书、唱歌、画画、跳舞等也是一样,最后你成名成家,或者永远只是一个无名小卒,都一定有一个我们人为划定出来的输赢结果。赢的人或者说成功的人欢喜雀跃,觉得生活美好灿烂;而输的人则满腹牢骚,感到烦闷不适甚至痛苦不堪。     

市民社会的德性之维: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在思想史上,civil society是一个复杂、多义而又不断流变的概念与范式。德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术语在凸显与强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界分的同时,不同程度上忽视与舍弃了civil society的丰富内涵与多维视野,尤其是18世纪以休谟、斯密、弗格森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者在"共同体"向"社会"转型之际从德性的维度对市民社会所做的思想启蒙与理论思考。     

《百喻经》中的佛学思想

《百喻经》成书于公元 1 50年之前大乘佛教产生初期。它以生动活泼的故事作比喻 ,阐述了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苦、集、灭、道等四谛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等三法印及大乘佛教的缘起性空、八不中道和八识理论 ,从而调和了小乘和大乘的矛盾及大乘中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的矛盾 ,使佛教得到了长足发展     

为柯亨的平等主义风尚辩护

柯亨认为,罗尔斯差别原则的真正实现,不仅需要公正的强制性规则,而且还需要一种贯穿个人选择之中的平等主义风尚。对于这种平等主义风尚,有妨碍职业自由、伤害到最不利者的尊严以及这种风尚无法实现三种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并不成功。同时,也存在从保护职业自由的角度、从用好"才能"的角度、从运用辩护性共同体的角度三种修正平等主义风尚的方法,其中前两种修正存在一定问题,第三种则更为成功。     

“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批判与生态正义——威廉·莱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他主张不是消除控制自然的观念,而应给予其重新解释: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在于科学和技术的革新。[1]据此,需重建科学技术的价值基础,建立一个较易于生     

正义与人性——休谟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一种比较

休谟和罗尔斯拒斥形而上学，都认为可以从正义的主客观环境导引出正义原则。他们对人性的看法基本相同，这种相同成为理解他们的正义论的重要线索。休谟认为自利是建立正义的原初动机，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构成人们遵从正义的道德约束力；罗尔斯设想无知之幕中的代表者以追求最大基本善为动力寻求最合理的正义原则，以理性化的道德情感解释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虽然这两种正义论对人性的具体解释存在不一致，但都采用了类似的自利-道德情感的思维框架。实际上，他们都是通过既定客观条件下的人性分析得出规范性的正义原则，简单化地处理影响人性和正义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两种正义论的共同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