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社会保障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

缩小社会不公平与维护社会正义是社会保障的建制初衷与根本使命。社会保障学作为研究社会保障本质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学科,要求该专业的从教者通过言传身教、课程设计与教学革新等方面,积极培养学生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     

深刻认识分配正义的本质和现实——读《分配正义论》

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分配问题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了出来。为了应对这一新的挑战，许多理论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力求深刻认识这一问题的本质和现实，并由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分配正义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何建华教授的《分配正义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不隐于亲”“重罪不可容隐”与儒家家国伦理北大核心

许多学者根据孔子“不隐于亲”的评价,认为儒家主张只有攘羊这样的小罪可以容隐,而受贿枉法这样的重罪不可以容隐,并把后世法律中谋反等重罪不可容隐制度的渊源追溯至此。然而此观点所依据的是两个独立案件结合成的孤证,忽视了先秦儒家在解决道德两难困局时思维的复杂性。“重罪不可容隐”与“不隐于亲”在适用场域和内在精神上都有较大的差异,更可能是汉儒以君权为本位的思想与亲亲相隐原则相互协调的产物。在亲亲与尊尊难以兼得的情况下,儒家根据身份、关系的不同在家国之间反复权衡,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亲情与公义,奠定了中国古代家国伦理的基本格局。     

虔敬与正义

游叙弗伦关于虔敬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很多学者把他归为一个无知的宗教狂热者,也把他的伦理学思想界定为一种神意论的,即以神意为道德奠基的立场。本文则认为游叙弗伦在立场上是接近苏格拉底的。虽然他强调神意对于道德生活的重要性,但他始终围绕着"正义"来界定虔敬,这与苏格拉底的立场是一致的。     

"弥罗斯对话"的正义难题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修昔底德<战争志>所记述的"弥罗斯对话"一直是个众说纷纭的政治议题.本文详细阐释这场"对话"所呈现的正义诉求与公平、安全、利益、希望和羞耻的多重纠葛;认为弥罗斯人所代表的斯巴达式"神圣"信仰与雅典式"人的自然"信念之间的对峙达至一个最高点,而雅典人在国际政治中始终是"自然之必然"的践履者.     

"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及其限度

贫穷一般意味着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匮乏,但财富的匮乏有时又被看作是一种恶,一种需要消除的症状;因而,在现实的语境中,不遗余力地消除贫穷就成了一种公认的善。然而,贫穷也许会招致"恶"的发生,但贫穷本身并不意味着恶,如果剥离贫穷的多元赋值,从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来看待个体的贫穷,尤其是那些基于某种生活理念弃绝物质享受的个体,那么,贫穷就不一定是恶,也并不意味着可行能力的剥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精准扶贫"的伦理基础不是基于"贫穷是恶"的道德判断或"贫穷可能导致恶"的伦理叙事,而应该是某种"社会正义"。我们需要意识到,"贫穷"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精准扶贫"应有其限度;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相对于消除贫穷,守护财富匮乏者的自由和尊严是一种更基本的正义。     

真妄和合与本觉自证——《大乘起信论》“心灵环保”义趣探析

《大乘起信论》树立“体用不二”的心体论,统一染与净、觉与不觉、体与用,提出“真如本觉”和“染净互熏”的新思想.真如能随缘而入生灭流转,染而不染,又能以内在的本觉智性和熏习力实现沿流而返的自我救赎.通过真如熏习的内在机制与本觉自证的修行实践,众生可返染成净,实现心灵的净化,共同建设人间净土.     

佛学缘起法则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

企业以牺牲相关群体的利益来攫取最大利润的经营方式直接造成了大规模裁员、直接排污、圈地毁林、血汗工厂、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将原本应由企业完全或部分承担的就业、环保、劳工、三农、慈善等社会责任推给了政府和社会.即使是完善的政府法规、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只能从外界限制企业的这些行为,并不能使企业自愿、自觉地承担其社会责任.本文旨在通过将佛学缘起法则及其衍生的相关原理与具体案例相结合,尝试说明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命运与其相关群体的利益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     

数字时代的政治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五项政治价值，也是规范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共同价值。在数字时代，这五项政治价值的内涵及制度形式被进一步拓展：第一，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有导向数字独裁的危险，而消极自由理论在数字时代意味着网络言论自由、网络结社自由、数字所有权、数字遗产、断网权等新形式的数字权利。第二，数字时代有着诸多加剧不平等的因素，例如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导致的失业大潮，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零工从业者缺乏劳动保障，以及数字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花钱买流量、低价竞争、竞价排名等不正当竞争形式。对于数字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应通过社会分配制度的调整予以解决。第三，电子选举、网络协商民主以及舆情民主是数字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电子选举使投票程序更为快捷，网络协商民主拓展了公共商谈的广度和深度，舆情民主则有可能扭曲民意、颠覆代议制民主。第四，数字时代的法治在立法和执法两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演进，人工智能开始介入立法和执法，而大数据应用则催生了“预测警务”。第五，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集中体现为算法正义，平等、公开、准确、尊重和可问责是判断算法是否正义的根本标准。     

对数字社会主义正义方案的批判——兼论“数字中国”的正义观建构

数字资本主义是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样态。这一样态在引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剧烈变革的同时，也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萌生数字资本主义将助推资本主义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等规范性理想的正义幻象。作为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潮，数字社会主义从“数字主义”“社会主义”“折中主义”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置辩，但由于未能脱离资本主义制度形态的窠臼，最终导向失败。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没有“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非正义问题就不可能消解。所以以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基础，中国在数字时代提出了“数字中国”理念和方案，通过“数字中国”建设，中国不仅摒弃和超越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片面性，还创新和建构了社会主义“高阶正义”,丰富了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