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不合理用药的民事责任及其救济

因临床不合理用药而致患者损害大量存在,但不舍理用药作为医疗责任的组成部分,依附于一般诊疗行为的责任认定,而很少独立探究因不合理用药而致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对不舍理用药产生的医疗纠纷,可以侵权或以违约为由提起诉讼,但是违约责任更有利于对患者权利的全面保护.     

矿工不安全心理的结构和测量

该研究探讨了我国矿工群体不安全心理的状况和表现,编订与矿工职业特点相适应的不安全心理测量工具.方法:从矿工不安全心理主题入手,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结合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所获资料,并对2033名矿工进行施测,对调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形成正式问卷.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矿工不安全心理包括安全无奈感、逆反心理、麻痹心理、临时心理四个方面;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构想模型拟合较好,问卷的信效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结论:矿工不安全心理问卷可以作为研究我国矿工不安全心理的一个有效测量工具.     

差异政治: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正义之争——I.M.杨的政治哲学研究

在当代西方政治伦理论域中,尽管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正义论辩激烈且影响广泛,但在差异政治的主将艾里斯·杨看来,仍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多样性的支配与压迫的非正义境况,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理想还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理想都不同程度地培育了对差异的否认,并进而造成了对某些群体和个体的非正义,因而,为削弱"自我发展和自我决定的制度化限制",杨以结构性社群和间接关系为根基尝试性发展了一种差异政治的正义构想.在明同别异的前提下开展差异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多边互动,既为彼此取益,更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     

谁来关怀弱者——也谈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

何者为正义或者何种正义的问题是诺齐克和罗尔斯争论的焦点,其中,我们可以窥见二人在弱者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在什么样的人才是弱者、弱者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对弱者的关怀与社会正义的关系等方面有着态度和方法的不一致.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二人分歧的一个侧面.     

不幸福感的概念和模型

心理学家对幸福感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 但是对不幸福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对不幸福感的研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幸福感。本文对不幸福感的概念、不幸福感与幸福感关系以及不幸福感的模型进行介绍。Uchida和Kitayama提出了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 认为不幸福感包括两个维度：即时享乐体验/应对行为, 认知评价/情感或动机的卷入。他们发现这两个维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面孔-词Stroop范式中的情绪冲突效应研究

为探究面孔-词Stroop范式中的情绪冲突效应,本实验给被试呈现两种时长（150ms或1500ms）的刺激,令其分别完成对面孔-词Stroop范式中的“面孔任务”和“词任务”。结果发现：只有“面孔任务”中出现Stroop效应,产生情绪冲突,而在“词任务”中未出现Stroop效应;当呈现时间为150ms时,情绪词影响情绪面孔加工从而引发个体的情绪冲突,出现Stroop效应;当呈现时间为1500ms时,“面孔任务”中的Stroop效应消失。这提示了呈现时间是影响面孔-词Stroop范式中情绪冲突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形面积判断任务下信息加工模式和信息呈现方式对吸引效应的影响

研究使用图形面积判断任务取代典型的双属性决策框架, 考察了不同信息加工模式和信息呈现方式对吸引效应的影响。实验1比较了不同信息加工模式对吸引效应的影响, 结果发现, 当被试以直觉的信息加工方式进行面积比较判断时, 吸引效应不显著, 而以分析的信息加工方式判断时吸引效应明显存在, 后者效应强度显著大于前者。实验2通过调整图形排列顺序, 比较了刺激材料呈现方式对吸引效应的影响, 结果表明, 被试以直觉的信息加工方式进行判断时吸引效应依然存在, 但其表现要受信息呈现方式影响, 相对于将目标图形放置于诱引图形和竞争图形之间, 将诱引图形放置于目标图形和竞争图形之间而成为判断背景时, 吸引效应强度更大。研究提出了吸引效应形成的两阶段理论, 认为吸引效应产生的根源同时来自直觉的和分析的两个信息加工阶段, 研究也证实信息呈现方式对被试信息加工方式造成较大影响, 进而影响吸引效应强度。     

类别型状态不确定独立否定句的加工机制：来自眼动实验的证据

探讨类别型状态不确定独立否定句(如“裙子不是蓝色的”)的动态表征过程。实验1和实验2分别仅给被试提供“与事件备择选项一致的图片” (红色裙子)和“含有否定标签的与事件否定状态一致的图片” (含有否定标签的蓝色裙子); 实验3同时提供以上两种选项。结果发现：3个实验中被试在早期均对“与事件否定状态一致的图片”注视概率更高, 在晚期阶段, 实验1仅对“与事件备择选项一致的图片” 注视概率更高, 实验2和实验3均仅对“含有否定标签的与事件否定状态一致的图片”注视概率更高, 并且选择为事件的最终状态; 实验4的评定结果表明, 当被试有充裕时间完成任务时, 37名评定者中有30名选择“与事件备择选项一致的图片”为事件的最终状态。4个实验的结果为锚激活与限制满足模型和抑制假设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青少年儿童不爱社交、同伴排斥和同伴侵害的交叉滞后分析

本研究采用班级戏剧和同伴提名对初中一年级766名学生进行了3年的追踪研究,采用交叉滞后设计,考察同伴排斥、同伴侵害和不爱社交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结果表明：（1）不爱社交、同伴排斥和同伴侵害都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稳定性;（2）早期同伴排斥可以预测随后的同伴侵害,早期同伴侵害也可以预测随后的同伴排斥,但这两种作用模式都受到性别的调节;（3）从总体上来说,早期同伴侵害影响个体随后的不爱社交倾向,但这种关系模式受到性别的调节。对女生来说,初一的同伴侵害影响初二的不爱社交;对男生来说,早期同伴侵害对随后的不爱社交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侵害不仅对同伴排斥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可能导致女生对社会交往变得越来越冷漠,对人际关系产生长期影响。     

Justice and Civic Friendship： An Aristotelian Critique of Modern Citizenry

Modem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sts make a sharp separation between justice and civic friendship, arguing that justice deals with the fair terms of co-operation in the social sphere whereas civic friendship is about an individual＇s contingent affections in the political domain. In addition, they also argue that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must determin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civic friendship in modem liberal society. Even though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above view can be traced to the writings of Immanuel Kant （2007）, John Rawls provides us with its most cogent formulation in recent times. In his book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Rawls argues that the considerations of right are prior to the considerations of good; therefore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must determine the limits of civic friendship. Against RaMs, I argue that justice and civic friendship are intrinsically connected and that they cannot be separated in experience. I draw upon Aristotle＇s theory of virtue to strengthen my arguments. Following Aristotle, I show that both justice and friendship are virtues and that all virtues hold together. The Aristotelian coherence of virtues, I argue, can be useful in redefining the obligations of justice and civic friendship in contemporary liberal democra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