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设路径模型及其在认知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预设路径模型(Fixed-links modeling)是在结构方程模型框架下发展出的用于分析心理学实验数据的统计模型。该类模型的主要特征是根据前期理论基础和实验设计,通过预先设定模型中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因素载荷矩阵实现对显变量方差的拆分。因素载荷矩阵的设定主要基于实验水平与所表征的心理过程之间的关系,选取相应函数来表征不同实验水平之间的变化趋势。该模型在表征工作记忆、注意和学习的内部加工过程及揭示不同认知过程的具体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之一,不公平感及其相关决策则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一般采用最后通牒博弈或其变式展开。大量脑成像研究探查了关于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尤其集中探讨了最后通牒博弈的回应者对不公平提议进行反应的脑区及其对应功能。经常得到关注的脑区包括了前脑岛、前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杏仁核和颞顶交界等。对特殊人群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检验或澄清上述重要脑区及脑网络在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阐释特殊人群的社会认知功能的特点。近年来,相当数量的研究关注了不同情境因素(包括分配方案相关因素和社会情境相关因素)调制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过程,并讨论其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未来的研究更应利用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基因和激素层面的研究,以期深入对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理解。     

基于事件的前瞻记忆与认知控制

前瞻记忆和认知控制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Bugg等人(2013)发现前瞻记忆多重加工模型和双重认知控制理论具有共性。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认知控制在意图执行中和执行完成后的作用。本文对近年来关于前瞻记忆与认知控制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认知控制对前瞻记忆的完成起支持作用,但二者也在脑机制层面存在差异。本研究能为未来更深入地探讨前瞻记忆的加工机制及生理基础提供新的视角。     

认知资源对内隐自杀态度的影响:内控自杀动机的调节作用

旨在探讨大学生的内控自杀动机在认知资源与内隐自杀态度的关系中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内控自杀动机低自我决定的大学生内隐层面对自杀的赞同程度在有认知资源时要显著低于无认知资源时,而高自我决定的大学生在有或无认知资源时内隐层面对自杀的赞同程度无差异显著。说明内控自杀动机在认知资源与内隐自杀态度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卷入欺负行为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心理表征

采用内隐联想测验和纸笔测验考察了卷入欺负行为儿童和未卷入儿童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心理表征的差异。实验1发现,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在不相容任务(道德是下,不道德是上)的反应时明显快于相容任务(道德是上,不道德是下);间接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和未卷入者在相容任务中的反应时明显快于不相容任务。实验2发现,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倾向于把道德词放在垂直空间的下方,而把不道德词放在上方;间接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和未卷入者倾向于把道德词放在上方,把不道德词放在下方。直接欺负者和受欺负者之所以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三者的隐喻联结("道德是下,不道德是上"),原因可能是他们对道德概念的认知存在偏差,并且认知方式也不符合常规。     

嵌套范式下视空工作记忆对基于规则类别学习

基于COVIS模型与认知加工阶段假设,通过2个实验探讨嵌套范式下, 视空工作记忆对基于规则类别学习的影响。实验1采用类别学习中嵌套视空工作记忆的范式,结果发现视空工作记忆削弱基于规则类别学习成绩,与COVIS模型预测相一致。实验2则采用视空工作记忆中嵌套类别学习任务的范式,结果却发现视空工作记忆对基于规则类别学习的影响消失。实验结果表明嵌套范式下视空工作记忆的位置影响基于规则类别学习,初步验证了类别学习存在多个认知加工阶段的假设,视空工作记忆主要影响基于规则类别学习中规则的发现和检验阶段。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以北京市某小学三、四年级的133名流动儿童和129名非流动儿童为被试,采用问卷和行为实验的方法,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流动儿童的工作记忆、元认知能力显著低于非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非流动儿童更低,父母教养方式更消极;（2）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元认知显著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中多个维度与元认知显著相关,而只有母亲过度干涉与保护与注意力显著负相关;（3）在流动儿童中,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部分中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元认知的影响,效应量为30%。     

基于实验哲学方法的Knowing-How研究

【导语】从历史上来讲,17世纪自然哲学向自然科学过渡时就曾经出现过“实验哲学”,它实际上属于近代自然哲学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通过科学实验研究自然规律。而现在所说的“实验哲学”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基于经验数据的哲学探究,如通过经验调查探讨普通公众的直觉,以此检验哲学分析中的相关立场。实验哲学方法的引入,在语言、意识、自由意志与责任、直觉在认识上的可靠性等问题上重构或激发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论争。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实验哲学可用于概念分析厘清、为哲学辩论提供经验前提,也可用于对信念的拆穿论证或探讨偏见对信念与判断的影响。作为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进路,从语言哲学中的指称理论的经验证据到伦理学中的电车难题,实验哲学使得基于案例的哲学论证可以诉诸哲学家和常人的经验,但也因此使案例方法作为元哲学方法的地位受到了质疑。从元哲学来看,实验哲学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皆与其自然主义的底色密切相关--哲学认识的主体从哲学家或抽象的主体转换为不同类型的主体,哲学认识也从哲学家坐在椅子上的思考转换成对不同主体自然发生的认识的经验考察。由此,实验哲学使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从基于哲学理论的哲学变成了基于常人经验的哲学:其应用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文化中技能知识与命题知识无法完全区分,还能够为我们揭示哪些地方是直觉容易出错的“雷区”。无疑,实验哲学对认识实践过程的描述使哲学研究更为贴近真实的时空情境和历史脉络,使哲学分析的视野拓展到诸如“道德研究能否提升研究者的道德水平”“生命科学家的基因概念”等新问题。值得追问的是,实验哲学以及新近兴起的经验性哲学研究是否将会发展为哲学的主流进路,还是仅仅作为概念分析等传统的理论化哲学进路的某种替代或补充?     

神学与经验(续四)

约翰·卫斯理（1703-1791）是18世纪英国国教会的一位牧师和神学家,也是卫斯理宗的创立者。他在圣公会传统的三个神学资源——圣经、传统、理性——之上,加上经验。这就是所谓的“卫斯理四边形”。     

中庸价值取向对员工变革行为的情景依存作用

中庸是一种价值取向, 它倡导在全局认知基础上采用执中和适度的方式, 达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以49个企业团队的413名员工为研究对象, 采用多层次线性模型考察中庸价值取向在不同情境下对员工变革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员工具有高变革认知时, 中庸价值取向对员工变革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 当团队中存在高同事消极约束时, 中庸价值取向对员工变革行为有显著消极作用; 模范带头作用没有显著情景作用。研究揭示了中庸价值取向影响员工变革行为是依据情景而变化, 从而达到个体与环境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