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剪梅

和尚问石天外言:“以子聪明,何不出家?”天外曰:“我出家久矣。尔等和尚,何不出家?”余闻言有感于心,因作长短句以和天外。     

话语理解中的道德准则

本文是语言伦理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方面 ,它着重探讨了公众言语交际行为中话语理解的道德秩序 ,提出并阐述了“言境统一”、“言实统一”、“言人统一”、“言行统一”和“言德统一”等五项话语理解的道德公约 ,确立了公众话语理解道德秩序的雏形。     

“事之空性”——和辻哲郎对海德格尔的超越

和辻哲郎关于“事”的哲学思考,既有西田几多郎思想的影响,亦有以西田思想为媒介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批判性接受过程。具言之,和辻关于“物-事”关系的思考,起初只有作为“事”之“事”性的“行”,即只有“事”的一极。在受到海德格尔用具理论影响后,和辻尝试恢复之前被“事”所压抑的“物”,创造出“物”与“事”的两极构造。最后,“空”作为一切现实性的主体性根源,通过否定的辩证运动使“主体”再生,“物-事”的两极构造被转化为“物-事-者”的三极构造。总之,和辻通过借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释学方法,打破了实体性的自我同一的“物”的基始性,确立了“事”之“空”性,构建了有别于海德格尔“此在”伦理的关系伦理。     

意向纯正,行为圣洁

正大凡人的思言行为,都有其动机和目的性,可以称之为意向,即意愿之所向。意向是灵魂的属性与功能,动物无灵魂故无意向,因此老牛耕田、母鸡下蛋无所谓功,虎狼噙羊,鼠类盗粮,无所谓罪。人则不然;人有是非观,有对善、恶的判断鉴别能力;人的行为是由意向所决定的。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若你的眼睛好,全身就光明;若你的眼睛不好,全身就黑暗"。(玛6:22)显然眼睛、灯比喻人的意向,全身比喻人的行为;眼睛好指意向纯     

老子语言思想浅探

在2500年前的东方,老子就已认识到名、言与道之间的关系,从其对道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老子对语言的审慎态度。他认为,道不可言,言不及道,言与道之间存在着悖离关系,以及语言具有表达思想的能力及把握存在的局限性。但他没有完全否定言,而是提出“希言自然”的无为语言思想与“正言若反”的辩证语言思想。通过对老子语言思想进行梳理,我们可以断定在中国先秦时代人们已朴素地认识并运用语言。     

《荀子·成相》文化渊源考辨

对于《荀子·成相》的文化渊源,全文试从三个层面加以考辨,一是乐器辨名:"拊"是以糠填充的鼓类乐器,因齐人称糠为相,故又名"相"。"相"与"舂牍"是两类不同的器乐,在礼乐仪式中也承担着不同的作用;二是祝官文化:《成相》并非单纯的瞽矇文化产物,其中经典的三言句式,出自周代祝官,功能重在训诫和宣教,后该句式为《成相》沿用。由于礼乐仪式中文体形成的复杂性被忽视,从而导致《成相》中的祝官文化隐而不彰;三是地域文化:《成相》的源头是祝官制度,实为周文化的产物,在后来流变的过程中,又受到鲁国礼乐文化和齐国方言的影响,实与楚文化无关。     

《老子》形而上学研究

善是道德价值。它是私意的表达。因此,《老子》认为,善恶是非不分,需要破除。言即知识,是对事实的陈述。它有所限定,即局限性,彼此有别,因此也要放弃。有即万物。有具有主体性。有即现象,为假,不是事物的本来。事物的本来即道。作为本来的道,即本、即生。作为本的道是某种可能性,故不可说。作为生的道,未能成形,故不可说。道不可道。假的有、巧的真、善的名都遮蔽了道：事物的本来。故需要反,即还原。     

《家语证伪·王肃后序》辨误

王肃后序是个伪标题,内容既非后序,更非王肃所作。孔子第十三代后裔(或称十二世孙)孔安国作《孔氏家语叙录》,十五代孔衍作《上汉成帝书》,清人范家相却说这两篇全是王肃之伪作,目之为王肃后序。范氏挑剔十余处,竭力证伪。其实,孔安国、孔衍的文章都有所本,相关史实在《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皆有记录。范氏利用《孔子世家》尾段载录世系之阙讹,对孔安国叙录、孔衍奏言展开批判,弃本逐末,以假乱真,不能成立。本文题曰辨误,意在辨范氏《证伪》之误,证《王肃后序》标题之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