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存与到康有为:经学、制度与政治观念的演变

随着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五经便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一直起着主心骨的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体现在它与统一思想、整饬人伦和建构制度这三者的密切关系上。经学在汉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其形态是基本稳定的,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清末,经学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乾嘉期间,政治相     

宋代礼学的新发展——以二程的礼学思想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讲到宋代礼学时说：“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也认为宋代礼学“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若从传统经学的立场来看,皮锡瑞与刘师培一主今文,一主古文,二人对经学史的判断、评价有许多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也谈经学与哲学的关系

<正>经学在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哲学"概念引入中国并随之成为中国的一门现代学科却是晚近的事情。1913 年 1 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新的《大学规程》,经学遭到废止。当时在一些学者中间,围绕学校是否应该保留经学学科的问题展开过争论。然而,经学因为失去了必要的生存空间,最终还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逐渐走向了衰落 ( 甚至是衰亡)。《哲学研究》2011 年第1 期和第2 期连载了     

解脲支原体和女性泌尿生殖道炎症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解脲支原体(Uu)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寄生于人的泌尿生殖道,当超过一定含量时才出现感染症状,也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及妊娠并发症等.Uu各型别与致病性以及女性泌尿生殖道感染的关系一直是国内研究的重点.众多研究表明,不同亚群和(或)基因型有不同的致病性.单纯解脲支原体感染是否会引起女性非淋菌性尿道炎( NGU),其致病性是否与解脲支原体生物群和血清型相关,直接影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踵继前贤 垂范后世——读《论语歧解辑录》

<正>高尚榘先生主编的《论语歧解辑录》一书(以下简称《歧录》。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1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从《论语》诠释学史的角度看,此书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重视:其一,体例清新。学界公认,晚近以来整理     

章太炎国学观述评

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关于"国学"的内容、性质与意义是什么的争论一直未停,之所以就此争论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未能在统一的国学观下展开争论。而要确立统一的国学观,就必须追溯国学范畴提出与演变的历史。为了追溯国学范畴提出与演变的历史,就必须探讨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观,因章太炎先生正是现代国学观之见证人与提倡者。基于这一认识,分析章太炎先生一生四次讲国学的过程及所讲内容,可从五个方面总结章太炎先生国学观的主要特征。     

海昏侯墓新出文献与汉代“经传合编”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汉代经传皆别行,东汉才开始出现经传合编的现象。海昏侯墓新出土的《诗经》和《春秋》简则提供了西汉时期经传合编的典型例证。海昏侯本《诗经》采用随文训诂形式,与今本《毛诗》同,注是经的附庸,这种合编形式可能是早期解经的基本模式。海昏侯本《春秋》经传是比较典型的经传合编,与今本《公羊传》基本相同,由此可见经传合编不晚于西汉中后期。但这种形式最初可能仅限于民间流行,在官方层面经传仍是别行。东汉的马融以经传合编的形式为经作传,后世引以为法,经传合编遂逐渐取代经传别行。探明经书文本的别行与合编问题,对于研究经学史和古代文献形制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杨简《尚书》学研究

杨简《五诰解》是陆九渊心学一派《尚书》学的代表作,其借解《书》批驳《孔传》,阐发"道心不动于意"、"心本静"、"三才一贯"的心学思想,提出"不起意"静悟本心的修养方法,以此反对程朱一派道心人心之人性论及格物致知之修养论,带有鲜明的学派特色。梳理杨简《五诰解》的训诂及义理阐释,可以发掘时代思潮的论争。     

“哲学”与“经学”之争: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拐点

中国传统经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包含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它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统领和灵魂。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被纳入中国学术体系,并取代经学成为中国知识体系的统领;中国学术体系至此被逐渐全盘西化,中国知识体系原有的伦理道德品格也逐渐消失。中西文化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西方学者可以一方面在知识体系之中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去教堂获得伦理道德素养;而中国学界的伦理道德品质并无宗教信仰可以依托,因此,剥去知识体系的伦理道德品格就从根本上为中国学界的道德大滑坡埋下了伏笔,而且其不良后果在当代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中国知识体系需要重构,恢复伦理道德学说(不一定是照搬传统经学)的统领与灵魂地位。     

从中国经学传统出发诠释《圣经》:吴雷川解读《圣经》的立场和方法

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各自源远流长的经典解释与理解的传统,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代表,其正统的学问就是经学,而构成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宗教,其正统的学术是《圣经》诠释.当基督教传入中国,它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宗教经典”的世界,一方面要处理和其它宗教典籍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发展出合乎本土处境的圣经解释,这决定了汉语语境的《圣经》诠释要对其他的经文诠释传统做出回应.本文选取吴雷川(1870-1944),民国时期较具影响力、但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家,通过对其作品的深入解读,发现其创造性之处在于自发地引入儒家的诠释传统解释《圣经》,概括而言,他运用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法以及“人格会通”、“设身处地”等经学方法,在儒经和基督教经“广引经文,串联互通”,试图解决两大经典相遇所产生的释义学冲突.本文将详细分析儒家经典解释的思想旨趣、致思路向和诠释意图等,是如何影响其对《圣经》文本的理解,并形成一种中国本土化的诠释策略——粗糙的“跨文化”、甚至是“跨文本”的圣经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