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象理无隔视野下的船山经学观

王船山学宗张载,以易学为入路构建起形上学体系。他从易学最基本的象理问题出发,提出了“《易》之全体在象, 象理一体无隔”的易学基本理念,并据此导出“即象以见理”的易学方法论。他以此象理无隔的易学视野和方法来统摄《六经》,进一步得出了“《五经》皆象,《易》统其理”的经学观,并主张治经要以训诂为根基,以义理为标的,从而使他的经学呈现出汉宋兼采并治的学术特色。     

康有为的经学近代化改革及其失败北大核心CSSCISSCI

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政治界、思想界、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他领导的维新变法,以传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种学术思想曾经沉寂了一千多年,后由清代中叶的常州学派复兴,辗转传承至康有为。他尝试用西方的政治理论来充实并拔高,以之辅翼他所领导的政治变革运动。因此,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既有中国古代经学的深厚底蕴,又附丽着非常鲜明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经学在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裂变和异化。虽然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对康有为其人其学提出批评,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挽救国家危亡方面做过的努力,也不容质疑他在经学转型方面做出的贡献。楼宇烈先生认为“康有为也许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尝试着使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孔孟学说,向近代转化、为近代社会服务的第一位探路人”①,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公允而合理,虽然他的经学近代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尝试使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努力还是有其意义的。     

解脲支原体致病性与治疗决策

解脲支原体,是女性泌尿生殖道常见的一种介于细胞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致病病原体。由于对其致病性认识不清,临床上对宫颈分泌物解脲支原体检测阳性的女性,存在不规范大剂量滥用抗生素,导致其耐药性日趋严量,因此对解脲支原体致病性和治疗的研究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现简要讨论其生物学特性、致病性与治疗。     

宋代学者对《周礼》的争论

宋代学者围绕《周礼》的真伪及作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尊信者认为,《周礼》为周公遗制,是最完备的治国大典,可以用之万世,怀疑者认为,《周礼》为刘歆傅会而成,内容荒诞不经,不符合上古社会,实为祸乱天下之典,折中者认为,《周礼》非纂于一人一时,其中既有周公旧章,又有后人陆续搀人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冬官》并未遗失,一些学者还分析了《周礼》不能推行于世的原因。     

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

国学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伊斯兰教“解经”工作的重要意义

伊斯兰教界所开展的“解经”工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全新工作。这项工作的开展，对提高穆斯林的整体素质，弘扬伊斯兰教所提倡的爱国爱教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增强遵纪守法意识，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追求两世吉庆，在谨守善功，追求后世荣耀的同时，抓住现世机遇，积极投身于小康社会的建设，努力实现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伊斯兰教能够与当代社会同步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崔灵恩的经学成就及其经学史意义

崔灵恩治经以郑注为宗,重视文字训诂并善用纬书及阴阳五行说解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北学倾向.崔氏又由北人南,促进了北学之南渐,对南北经学的渐趋融合贡献良多.     

圣经诠释中的启示与理性——《约翰福音》1∶1中的基督论问题及两种解释进路

《约翰福音》1∶1在基督论问题上出现了自相矛盾的两个表述:"道(logos)与神(theos)同在"和"道就是神"。这一矛盾产生的原因可以认为是《约翰福音》自身的希腊和希伯来双重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在教父时期可以发现两种典型的解决这一基督论矛盾的模式,一种是以奥利金为代表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通过理性,即寓意解经,调和矛盾;另外一种以奥古斯丁为代表,通过保留字面的张力体现信仰的超越性。这两种模式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分,一方面奥古斯丁对于奥利金的寓意解经有所继承,但是另一方面又用在先的信仰超越了理性调和主义的方法。     

汉武帝崇儒背景下的巴蜀经学新气象——以张宽《春秋》学为中心

张宽是汉武帝时期的巴蜀经学大师,在崇儒更化的时代背景下,其学行体现了巴蜀经学的新气象:他先后跟随郡守文翁、京师博士研习《公羊春秋》,复任郡学教授、五经博士,累官侍中、刺史,是巴蜀学者通经入仕的新代表。其学术活动既推动中原经学在巴蜀的传播,又引领巴蜀经学对全国的反馈,促生了二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学术交流新状态。与此同时,巴蜀经学形成多元并进的发展格局,呈现对"中原"的持久向心力,并与官办学校紧密结合,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