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典范的宋代生成

宋代的理学思潮重塑了由汉代郑玄以来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进而形成了一个新典范,即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典范。井田制研究的汉学典范困境和宋代理学思潮的冲击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开启的前提条件。宋代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化是一个过程,又可分为两期。前期为井田制研究的理学思潮化阶段。北宋欧阳修是井田制理学化的早期实践者,他将理学批判和理学形上论运用到井田制的研究中,这是井田制研究理学化的开端。其后,宋儒井田制研究的重点是批判汉儒的方法和观点,但忽视形而上的研究,破而不立,并没有建立新典范的意识。后期是井田制研究的理学典范化阶段。南宋朱熹的研究扭转了两宋以来重批判轻形上的风气,将典范所依据的经典由《周礼》转向《孟子》;将所要诠释的井田制模式由《周礼》井田制沟洫制转为《孟子》九夫为井制;确立了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观念为制度阐释的原则。朱熹的相关研究标志着井田制理学化典范的形成。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是理学思潮重塑汉唐以来经学研究的面貌的过程,也是理学思潮自身调适和转向的过程。通过对井田制研究理学化过程的考察,可以丰富理学思潮如何成为典范的认知,也可以为汉学转向宋学的内在理路提供新的解释。     

20世纪的易学研究及其重要特色——《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前言

回顾20世纪的易学研究,其中有两件最重要的"大事":一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学者们用新的研究视野和历史观念对易学展开了全新的研究,在《周易》经传研究、易学史研究、象数与义理研究上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二是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易学考古文献的发现,展现了早期易学的丰富面貌,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量一些历史成说,这在今后的易学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今天的易学研究只有"面向易学作为经学的事实本身",才能使源远流长的易学文化得到真正的继承与发扬,更好地应对时代和未来的问题。     

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中的经学问题

“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是后人对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的一条概括,为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本文从蒙先生为何“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和如何“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这两个问题入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蒙先生到支那内学院问学的前因后果,以及他“南走吴越”的真实意图;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了蒙先生与廖平的师承,以及他们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学术差异,指出了蒙先生“治经之法”具体内容,揭示了其思想渊源和学术旨趣。     

张岱年早期思想中的哲学、理想与解析

正张岱年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发表于1935年4月8日的《国闻周报》。该文对当时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系列问题,如应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应有什么样的应对社会危机的态度、需要什么样的生活理想等,都作出了深入分析。这篇文章连同这一     

儒家“石经”之史考论——从“石经”之史看经学体系化之路向与特征

考察儒家"石经"之史,不难发现,儒家"石经"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儒家"石经"以官方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儒家经学与时代、政治达到了一种新的融合,满足了当时的时代诉求、政治诉求与文化诉求。从历史维度看,"石经"之史是渐次形成的,其经数与经目也是由少至多、由经至子,以及由子入经的,同时,在此演进过程中还呈现出体系化、经典化与圣典化的基本趋势。从客观层面看,"石经"作为客观存在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政治意涵、文化意涵与历史意涵。     

《孟子》在辽金时期的传播与影响

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在辽、金二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辽代并无孟学著述的著录信息,但从营州人马保忠进谏辽帝,称扬"孔孟圣贤之教"的表述可以推断,《孟子》在辽代有所传播,并且认定"孔孟"乃属一体之学。至于金代,由于汉化程度更高,《孟子》也在国子监、国语译经、科举考试等领域得到更广范围的流传,孟学著述亦更丰富;无论是金朝科考的科目规定,还是王若虚等人的著作,都体现出北方学术传统对南方朱子理学反动的特色。《孟子》在辽、金的传播,对于二朝教化的广施和器度的涵养,对于推进二朝儒学化的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十届全国《古兰经》诵读比赛在京举行

【本刊讯】2013年6月18日-21日,中国伊协主办的"第十届全国《古兰经》诵读比赛"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推荐的50余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全体参赛选手、中国伊协全体干部职工、中国经学院全体师生,以及穆斯林群众200多人出     

尊经以明伦:明代儒学尊经阁的隐喻

明代州县儒学的尊经阁作为地方文庙体系中的重要建筑,是由地方官府负责管理的公共性质图书收藏中心,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彰显着鲜明的国家意志色彩。尊经阁作为一地图书之府,是贮存六经、御制诸书及百家子史的藏书楼,既为朝廷官吏学习统治术提供知识支持,也为民间士绅宣扬儒家伦理纲常、施行教化提供文字参阅,发挥着"崇经范道,贮书讲学、育士抡才"的综合性功用。明中叶以降,在邪说诬经的大背景下,各种玩经、叛经、毁经的现象层出不穷,尊经阁早期那种设置在国家政治文化制度顶层设计框架上的儒学知识权威性承载者和引导者的神圣色彩逐渐消褪,逐渐沦为地方官的文教政绩和仅具物质外观的景观性建筑。     

从茶山经学看其心性论

茶山丁若镛是朝鲜后期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留下了丰富的经学资料。他的经学诠释体制脱离了以往朱子理学形而上的层面,注重现实和实践,同时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他的心性论从具体的现实和个体的自律性上来重新认识人,从而确立了其哲学思想的实学依据。他认为心是人的主体,性是心之嗜好。人心虽然有这种嗜好的倾向,但现实中的善恶取决于心的自主之权,心具有自律性。他反对性理学中本然和气质之性的分类,认为在本然上人物性是不同的,在气质上人物性又是相同的。在四端和四德的关系中,与性理学者的“德内端外”不同,茶山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然是先天内在的,而仁义礼智四德则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后天性的存在。     

加强藏传佛教的文化建设

从藏传佛教时代使命定位,结合调研的第一手资料,我们认为,寺院应加强文化教育以提高僧众的现代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在西藏,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藏传佛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新形势下,加强藏传佛教的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僧众的佛学修养、知识水平与文化素质,这不仅关系到藏传佛教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西藏和谐社会的建设。最近,笔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