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经学视野下的儒学三形态

文章认为经学的发展历程对儒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和世俗化儒学三种形态都与经学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它们都以儒家经典作为自己最高的文本依据,以经典解释学的方式表现自身,经学的转型也意味着儒学发展的新方向,经学的发展史与三种形态儒学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互动。     

刘逢禄《论语述何》及其解经方法

<论语述何>是清代公羊家刘逢禄以公羊学诠释<论语>的作品.从该著主旨可以看出,刘氏公羊学背景在诠释中起着关键作用.刘逢禄用了深化主题、类比引申、断章取义几种方法将<论语>与公羊学一体化.此种做法开启了晚清<论语>大义公羊化之风气,虽然某些过度的解释受到讥讽,却也起到拓展传统公羊学研究视野的效果.     

基督教释经学与中国训诂学的几点比较

释经学与训诂学分别是西方和中国对重要经典阐释的系统,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涵义、缘起、方法、传统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从而其演变结果自然不同.     

组织危机沟通回应策略对员工情绪和行为的影响

通过实验探究危机情境下组织回应策略对员工的负性情绪和行为倾向的影响。实验一采用被试间设计。探讨公众舆论危机情境下组织回应策略(机会解释,威胁解释)对员工情绪和行为倾向的影响。实验二采用2×2的被试间实验设计,探讨管理惩戒危机情境下利益相关性(主相关,他相关)和组织回应策略类型对员工情绪和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威胁解释下被试的负性情绪更高;机会解释下的被试发生负性网络行为可能性高于威胁解释,但现实行为倾向水平均较低;员工利益主相关情境下,被试负性行为倾向更高,危机情境类型和组织回应策略类型交互作用显著。研究表明:机会解释对抑制员工的负性情绪更有效;威胁解释对抑制员工的负性网络行为倾向更有效;员工利益主相关的危机情境会使员工的负性情绪和负性行为水平更高。     

“告解”的力量

这是一个漆黑而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把车停靠到一个较低的地方,然后匆匆地步行穿过堂院中央,向教堂走去……,脑子里仍想着圣诞节前必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在一大堆要做的事情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告解。 我向守门员打了个招呼,便径直往前走。经过左边的一个房间时,我看到门旁边贴着一张纸条,纸上写着:“告解室”。我看见房间里有好多位神     

爱邻人

神功架前来告解,诚心忏悔真热切,所犯之罪一一道,态度积极不容说。痛改前非言恳切,避恶扬善从头做,神父劝谕心头亮,高高兴兴获罪赦。无事找事生事非,无话找话犯罪过。见了同事出谁语,捕风捉影乱猜测:“李姐千万要注意,要把老公来防着,那天看见杜小姐,与你老公舞厅坐!”出堂之后     

从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观看清末儒学传统的中断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使传统上处于核心地位的经学课程失去其重要地位 ,致使儒学面临中断的威胁 ,这是与权力中心接近、受经学熏陶的官绅亲手从正反两面促成的 ,他们在情理上必然处于紧张对立状态 ,在理性上吸收西方知识 ,在情感上对经学依恋不舍。通过对历史发展的理论预设和对张之洞、吴汝纶经学课程设置观的典型分析 ,既可以揭示他们心理趋向的异同 ,也可以反观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内在线索。     

传统文化价值的四类解读方式

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解读,并因此形成了公例主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四类解读方式。四类解读方式的形成及运用,不仅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价值被发掘出来,而且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意义;同时为建构更为科学、合理的解读传统文化价值的方法体系准备了思想和经验的基础。     

王安石的经学观与经学解释学

本文探讨王安石对经书、经学的总体看法及其经学解释方法。王安石认为,经书是古代圣王之政的记载,经学则是古代圣王教化百姓、修身治国的有效工具。孔、孟儒学是古代圣王时代经学的继述者,而汉唐儒学却拘泥于章句传注,未能得到经书中的圣王之道,他希望通过自已的新经学来经世治民,使古代圣王时代的理想政治再现于北宋王朝。在处理经书解释中的心与理、古与今、理与事、言与意关系基础上,王安石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学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