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向互动中培养幼儿道德行为习惯的实践探索

幼儿道德行为习惯是在遵守基本的社会规则的实践活动中逐步养成的,尤其是要在与同伴、老师、父母及其他和周围环境的多向互动实践中逐步养成的。幼儿园教师应如何引导幼儿在各种活动的多向互动中培养道德行为习惯呢？笔者进行了如下的实践探索：     

个体确定名称之指称的推理特征——从皮尔斯指号-名称思想看

语词自身并不指称,作出指称的是人——这是斯特劳森(P.Strawson)关于名称之指称的一个洞见。然而,个体有关于名称之指称的对象的多个信念储备,在遇到含有某个名称的表达式并意欲对之做出反应时,他如何确定这个名称的指称?经典语义理论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问题。     

罗尔斯理性契约论中的错误

在《正义论》(1971)出版20年之后,罗尔斯公开声明,在理论中将正义理论描述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部分错误的.这里包含两个主要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构建原初状态和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推论.由于在霍布斯的模型中,道德与理性是不相关的,所以罗尔斯试图构建一个公平的原初状态.因此罗尔斯的理性契约论证明是理性而公平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犯了道德假设先于理性的循环错误,而这一点或许是理性上任意的.而且,由于它具有非常保守的规避风险的心理态度,罗尔斯就无法表明,在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策略推论中,较高级的理性会凌驾于其他策略中的理性.这些就是罗尔斯不得不承认错误的原因.出于他的正义理论的辩护策略,罗尔斯转向了康德的自由概念和平等的道德人的概念,而围绕康德的概念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超模态逻辑K[T_nK]和K[TK_n](英文)

本文的工作是在D.M.Gabbay的一篇论文《超模态逻辑理论:在模态逻辑中的模转换》基础上所做的,主要是将他的两类满足关系扩充到n+1种满足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到两类一般性的逻辑类K[T_nK]和K[TK_n],其中n≥1。我们得到了一些更为一般性的结论:（1）逻辑类K[T_nK]的定理模式是:对任意n≥1,□^j+（n+1）kp→□^i+（n+1）kp,其中0≤in]的定理模式是:□^1+（n+1）kp→□^（n+1）kp,其中b≥1。不过,□^j+（n+1）kp→□^i+（n+1）kp,其中0≤in]的定理模式,因此,（3）每一个逻辑K[T_nK]都是相应的逻辑K[TK_n]的真扩张,其中n≥1;（4）必然化规则在两类逻辑K[T_nK]和K[TK_n]中都不成立,但是,这样的规则成立,即如果A分别是两类逻辑K[T_nK]和K[TK_n]的定理,那么对于任意n≥1,□ⁿ⁺¹A也分别是逻辑类K[T_nK]和K[TK_n]的定理;（5）等值替换规则在逻辑类K[T_nK]和K[TK_n]下都不封闭;此外,（6）我们将D.M.Gabbay的从超模态逻辑到正规模态逻辑K的两类翻译τ₀和τ₁扩充到n+1类翻译τ₀,τ₁,…,τ_n。在超模态逻辑K[T_nK]和K[TK_n]与正规模态逻辑K之间,我们找到了点模型满足对应理论,即对任意的超模态逻辑公式α,在某个世界ω上为真,当且仅当,在正规模态逻辑K中τ_i（α）在世界ω上也为真。其中τ_i（α）是公式α从超模态逻辑到正规模态逻辑K的翻译。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含有新算符的代数运算规则学习的有效样例设计

为了探索含有新算符的代数运算规则学习的有效样例设计方式,分别采用“转换标记法”和“解释法”设计“指-对数转换”运算和对数运算的样例,考察了初中三年级学生代数运算规则样例学习的迁移效果。结果显示：(1)采用“转换标记法”设计的样例可以明显提高“指-对数转换”规则样例学习的迁移效果;(2)采用“解释法”设计的运算样例,能够明显促进“对数运算规则”的样例学习迁移效果,并与被试的基础知识有关。     

情绪劳动的效应、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情绪劳动是指员工遵照一定的组织规则, 在工作场所与顾客互动过程中进行的情绪调节。研究证明情绪劳动对组织情境中一系列结果变量影响显著, 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作用对象包括施动者员工、受动者顾客和规则制定者组织。情绪劳动与结果变量的关系受多个员工、工作和顾客特征变量的影响。资源保存理论为情绪劳动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释。即时、短期与长期效应的整合、指向内部顾客的情绪劳动以及组织氛围的影响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方向。     

嵌套范式下视空工作记忆对基于规则类别学习

基于COVIS模型与认知加工阶段假设,通过2个实验探讨嵌套范式下, 视空工作记忆对基于规则类别学习的影响。实验1采用类别学习中嵌套视空工作记忆的范式,结果发现视空工作记忆削弱基于规则类别学习成绩,与COVIS模型预测相一致。实验2则采用视空工作记忆中嵌套类别学习任务的范式,结果却发现视空工作记忆对基于规则类别学习的影响消失。实验结果表明嵌套范式下视空工作记忆的位置影响基于规则类别学习,初步验证了类别学习存在多个认知加工阶段的假设,视空工作记忆主要影响基于规则类别学习中规则的发现和检验阶段。     

比例推理的过度使用及其认知机制:一项发展性的负启动研究

从抑制控制模型出发,采用负启动范式探究过度使用比例推理的认知机制。研究包括3个实验,以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为被试,分别考察了抑制控制在解决缺值应用题、图片推理任务中的作用,以及数字比(整数比、非整数比)是否对抑制控制过程有影响。结果发现: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在两类实验任务中均出现了负启动效应,但负启动量不存在年级差异;在图片推理任务中,不同数字比类型下的负启动量具有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支持了抑制控制模型的观点,即成功解决问题不仅需要掌握问题的内在逻辑,更需要对不恰当策略进行抑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需要抑制控制的参与,三者在抑制控制效率上没有差异;数字比类型对抑制过程有影响,但仅限于图片推理问题。     

信息量和明显度对规则可获得性的影响

该研究探索了规则的信息量与明显度对规则可获得性的影响。采用改编后的2-4-6任务, 70名大学生参加了两个实验。实验1发现, 规则可获得性除了受到信息量的影响外, 还受到明显度的显著影响; 实验2增加了规则的探测, 发现信息量大、明显度高的规则更容易用语言陈述出来, 而信息量小、明显度低的规则更不容易陈述出来。实验结果启示：信息量大、明显度高的规则可能是一种外显规则, 而信息量小、明显度低的规则可能是一种内隐规则。初步提出了“计算和感知的双加工”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