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的非彩色表色色差辨别研究

该文就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对非彩色系表色色差的辨别展开了研究。结果表明,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色差识别的量值△Ｅ随目视评价的等级不同而异;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与色党正常者在非彩色表色辨别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一明度等级上、下限的变化对先天性红－绿色觉异常者的非彩色表色辨别存在影响,这种影响与明度的级别有关。     

康德道德哲学中双重世界的区分

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第三章中,为了实践目的,康德提出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区分。根据《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以下简称GMS),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既可以是两个世界,也可以是人看待自身的两种方式。康德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都对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做出区分。在理论哲学中,除了解决二律背反外,这一区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实践哲学腾出位置。通过感性世界和理知世界的区分,康德解决了道德律与自由之间的循环论证问题,并通过这一区分试图论证道德律作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尽管最终康德断言我们对理知世界一无所知,因而也对自由一无所知,所以道德律作为一项令式的可理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消极的意义上遏制了道德虚无主义的威胁。     

无觉知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

采用双矩形范式变式考察在对客体无觉知的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共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考察对完整矩形客体无觉知的条件下能否出现客体注意效应,发现在完整矩形客体不可见的情况下依然出现了客体注意效应。实验二考察对虚拟矩形客体无觉知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发现在虚拟矩形客体不可见的情况下也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客体注意效应在无觉知条件下依然存在,为注意与觉知在功能上相互分离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     

智顗《觉意三昧》对慧思《随自意三昧》的继承发展

本文探讨天台智顗的早期作品<觉意三昧>对其师南岳慧思的相应作品<随自意三昧>的继承与发展.     

论中观—唯识演进的语言哲学意义

对语词与事物关联的探讨,在古代印度哲学中付诸阙如,这成为早期佛教语言思想的基本语境。从部派佛教走向般若经类思想的过程中,语义的实体性被消解,中观的假名论开始成为佛教语言哲学的主流。在中观的名论与唯识的存有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唯识由"空"、"无我"等命题,尤其是对阿赖耶识的性质、内涵的界说,开出了一条引导语言走向自我消解,从而在本体层面上转向存有论的语言思想途径。中观与唯识是两种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佛教学说,而在名实之辨上,唯识表现出了比中观更为丰富、缜密的思维逻辑,主要包括本体论的觉性和存有概念的缘义两个方面。     

《坛经》中的心的概念

心是慧能在<坛经>中论述的核心概念,指现实具体的自心自性;慧能作为中国化的禅师,无论是原始佛教、大乘空宗、有宗还是中土儒、道文化,均对此自心自性有浸淫作用,因而它呈现出丰厚的层次性.慧能对自心自性的发现和提升扩大了信众的范围,却对人本身的智慧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破除了人们向外觅佛的迷误和对内在空寂的耽误,却将约束纳入人的现实的、具体的心中;他要求人们面对真实的世间,在念念不住、念念自净中实现生命的净化和解脱;<坛经>对现代人心灵的净化有莫大的启发.     

知几与稽疑——略论易学的命运观及其性命论意义

本为卜筮之书的《周易》,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形而上学的核心文本和源头？这首先是由中国哲学传统对命运的理解决定的。西方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无一例外以追求确定性为首要目的,在确定的命运面前并无禳解之法,因而占卜便越来越被边缘化。西塞罗《论占卜》非常明确地讲出了这一哲学理由。但在中国的巫史传统中,占卜追问的并非确定的命运,而是命运发展的大势,即“知几”,进而在大势面前做出相应的调整。《周易》卦爻辞的主要内容,是面对命运大势时的对策。儒家经典中指出,卜筮的主要功能是“稽疑”,在无疑的情况下不需要占卜,而在很多重要的仪礼中,占卜是为了表示严肃和庄重,即《荀子》所说的“以文之”。这种“文之”并非无关紧要的修饰,而是在变化不定的命运面前的一种把握德性的哲学态度。正是在变化不定的命运面前知几与稽疑的态度,使易学成为了中国形而上学最根本的来源。     

重复刺激的末位优势效应

探讨在RSVP任务中重复刺激的呈现位置和报告方式对重复知盲效应的影响, 检验该研究提出的注意资源最优化假设和末位优势效应。实验1操作了刺激性质和重复刺激位置, 得出了刺激性质和重复刺激位置的交互效应; 实验2操作了刺激性质和情景信息, 结果是交互效应不显著; 实验3操作了刺激性质和报告方式, 出现了刺激性质和报告方式的交互效应。该结果表明: (1)由于注意资源分配的优化, 重复刺激有末位优势效应。(2)重复知盲的产生不是发生在知觉阶段, 而是发生在报告阶段。(3)注意资源分配最优化理论比建构/归因理论能更合理地解释重复知盲的发生。     

The Physiology of Xin (Heart) in Chinese Political Argumentatio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Pre-Imperial Legacy

The term xin (心), usually translated as “mind,” “heart” or “heartmind,” is considered a major problématiqu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and it is usually analized in conjunction with xing (性, human nature). Contemporary scholars consider xin—more or less uncontroversially—as a sort of container of emotions and feelings, or, as On-Cho Ng defines it, “the very home of volition, sentiments and intellect” (Ng 1999). This paper aim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physiology of heart (xin) rhetoric within political discourse during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AD 9). To that end I will first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physiological vocabulary in political argumentation, focusing mainly on the importance of heart (xin), its central role as the ruler of the body, and on the analogy between the heart and the sovereign of the state. I will then analyze the use of the expressions unanimity and duplicity—literally, pitting one heart (yixin 一心) against two hearts (erxin 二心 or liangxin 兩心).     

大学生生命智慧与应付方式的关系探讨

本研究探讨大学生生命智慧的现状,揭示大学生生命智慧与应付方式之间的关系.采用自编<大学生生命智慧问卷>和<大学生应付方式问卷>对47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生命智慧的整体水平较高,并存在明显的年级差异和性别差异;生命智慧与应付方式之间存在高相关,在面对挫折时,富有生命智慧的大学生多采用调整心态、调节情绪、总结经验、转换视角等积极的应付方式;生命非认知智慧是应付方式最重要的预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