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事实"与"隐默之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康德与孟子的区别

近年来,牟门弟子李明辉先生以"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为基础诠释康德与孟子,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谨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我的基本观点是:我承认在康德和孟子学理中都存在着"理性事实"和"隐默之知",但这不仅不能消弭反而更加彰显了康德与孟子之间的不同.     

梅纳·德·比朗的先验经验论

19世纪法国哲学家梅纳·德·比朗的哲学是一种既非经验论,也非先验论的所谓的先验经验论,他试图以他的哲学思考,来为整个科学乃至神学奠定真实的基础.我们通过梳理和探讨他为我们找到的哲学源点,即作为原初事实的意识,或者说机体性效力(身体)和超机体的力量(意识)的互构性存在关系的思想,来初步介绍他相比于近代许多哲学家而言的非常独特的哲学道路(比如他开创性地把身体置于一个最为原初的理论地位的有趣思想),并试图指出他的哲学与法国现象学之间可能存在着的一些关联.     

感谢反馈来源对捐赠意愿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文采用实验法分析在信任缺失的情境下,慈善捐赠过程中感谢反馈有谁传递及如何传递等问题。结果发现,相比较慈善组织传递感谢,受捐者本人感谢更能增加人们的捐赠意愿,感知的社会价值在二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事实信息调节感谢反馈来源与感知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相比较慈善组织传递感谢,受捐者本人感谢更有效,只有在感谢反馈中包含事实信息时,受捐者本人感谢才可以增加人们感知的社会价值和捐赠意愿。     

TRIPS协议第17条适用研究——以烟草平装措施为例

TRIPS协议第17条属于商标权例外条款,能够产生无偿、无期限限制和无地域限制地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效果。该条款包括了"有限例外"和"考虑到商标所有权人和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两个适用要件。烟草平装措施限制了商标所有权人就商标享有的专有权,符合TRIPS协议第17条的"有限例外"并且已经"考虑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但却没有"考虑到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适用该条款。     

自新奖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也得给我一个得自新奖的机会吧!不久前，公检法联合发表了内容翔实见解独到很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它总结历史有根有据，洞悉现状精辟绝伦，展望未来高瞻远瞩。它一扫历来此类遮遮掩掩吞吞吐吐模棱两可报喜不报忧的“优良”传统，很是时机地开了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的先河。就拿它对社会治安现状的描述来说吧，它一针见血恰如其分地指出：贪污犯的职务日益高级化，手段不断现代化，数目正在亿元化；刑事犯呢，是结构年轻化，手段残忍化，势力黑色化。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它揭示了现在犯罪率不断刷新纪录的根本性原因：重犯罪…     

智顗圆融三谛与休谟问题的另类出路

自从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之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西方伦理学发展中一条重要的线索。人们是否能从事实中推论出价值判断?如果可能,那么这种过度是如何进行的?亦或价值判断本身就是和事实完全无关的两个独立领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研究伦理学本性的元伦理学发展出了诸多解释路径,试图从不同角度对休谟问题及其衍生出的系列问题进行处理。     

建构水平对反事实思维方向的影响

研究采用因果推断和价值/可行性启动任务,考察了建构水平对反事实思维方向的影响。实验1要求被试在完成一个原因推断(高水平建构)或结果推断(低水平建构)任务后,针对一组负性生活事件执行上行或下行反事实思维任务;实验2要求被试在完成一个价值启动(高水平建构)或可行性启动(低水平建构)任务后,重复了反事实思维任务。实验结果发现:(1)原因推断可促进被试的上行反事实思维,而结果推断可促进被试的下行反事实思维;(2)价值启动可促进被试的上行反事实思维,而可行性启动可促进被试的下行反事实思维。因此,高水平建构可促进个体的上行反事实思维,而低水平建构可促进被试的下行反事实思维。     

模糊的社会——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

本研究从信息的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的操作性问题。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场域,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相对于国家占优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国家处于劣势的信息不对称。大多数时候,国家实际上并不掌握社会事实的信息。社会要素的多样性、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和社会运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决定了国家干预的对象是充满模糊性的社会。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量标准化的信息,但仍然难以掌握和处理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信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事实的清晰化,即掌握充分、精确和可靠的社会信息,其中国家权力的应用涉及到大量复杂的抉择。     

论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要件及效力

合同法关于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的确立是对传统民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但是 ,在代位权行使要件上 ,不应将债务人的债权囿于“具有金钱给付内容” ,也不宜把对债权人债权的履行期届满的要求绝对化。在代位权行使效力上 ,为了解决泛滥成灾的“三角债”问题 ,进而缓解日益严重的社会信用危机 ,立法者放弃传统的“入库规则” ,创制“直接受偿规则” ,当属在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下对社会现实的正确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