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武王克商的事实促使周初的统治者反思权利更迭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促使他们赋予权力更迭以某种思想逻辑。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置于天命的权威之下,同时指出,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就是天命转移的过程,“德”是沟通天命与人事的纽结。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建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吕尚——西周王朝的缔造者

受传统主流政治文化儒家学说与近代疑古思潮的影响，史学界有尊周（公）抑吕（尚）的倾向。本文依据古代文献，对吕尚入周的因由时机及其“为文武师”的史迹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与辨析，论证了吕尚不仅是西周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开国元勋及缔造者，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军事家、政治家与理财家。     

从“宅兹中国”看西周政治伦理建构及其意义

何尊铭文的“宅兹中国”是目前可知“中国”一词最早的考古实证,印证了先秦文献中的“中国”含义,同时也反映了西周的政治伦理建构。西周的伦理关系已溢出宗法格局,不仅协调宗法体系内部,而且面向各个族群。西周时“中国”一词有地理疆域、王朝正统、文化伦理和华夏共同体的含义。西周的政治伦理以血缘为基础、以周天子为中心、以伦理为纽带、纳夷夏于一体,是协调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伦理原则和规范体系。西周建构了五个系统的伦理关系,确立了五服之制的治理理念,提出了彝伦攸序的伦理规范。西周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特质,其整体主义取向和华夏共同体意识对后世大一统的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范导意义。     

莒文化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现在的山东省东南部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之莒地,莒地又是古东夷的一个活动中心地区。西周封莒为诸侯国,建都于计斤(一作介根,在今山东胶州市西南),西周末或春秋初迁于莒(今山东莒县)。我国古代历史中的东夷古国及其文化是形成璀璨中华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莒地历史文化是东夷古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有悠长之历史,而且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早在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莒地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沂水县南洼洞、日照市秦家官庄等就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弘扬太公文化加强学术交流--高青姜太公文化研究会成立暨姜太公与陈庄西周城址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9月25日,作为中国（高青）第二届黑牛节系列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中国殷商文化学会、高青县人民政府、《管子学刊》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姜太公文化研究会成立暨姜太公与陈庄西周城址学术研讨会在高青隆重举行。30余名姜太公文化及商周考古方面的国内知名专家汇聚一堂,围绕“弘扬姜太公文化,促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学术研究,加强文化学术交流”这一宗旨,对姜太公文化及陈庄西周城址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铜簠

铜簠，西周晚期青铜器。高16．21厘米，口长28．5厘米。口宽24．8厘米，足长17厘米，足宽14厘米。2000年6月沂源县南麻镇西鱼台遗址出土。器与盖造型基本相同，呈长方形。腹斜收，圈足。每边中部有缺口．两侧各置简化兽耳一对。其口沿饰变形凤纹，腹部饰窃曲纹，圈足饰重环纹。     

西周初期齐、鲁治国策略差别原因试析

东夷地区长期受商文化影响,既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又有自身独立性。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在东方的统治,一方面需要加强军事威慑,迫使东夷接受新政权;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推行周礼,将东夷纳入周王朝的政治体系。姜太公封齐的主要目的是承担军事威慑任务,周公封鲁在军事威慑之外,还承担周礼表率和推行的任务。两国最初的分封目的,决定了齐、鲁两国治国策略的不同。     

安州六器与麦氏四器年代考辨

安州六器和麦氏四器的年代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尤其是有的学者过于相信康宫为康王之庙说，因定诸器为昭世之物。然据笔者考察，安州六器和麦氏四器均应为康王时器，铭文有关内容与昭王南征荆楚实不相涉。     

《尚书》“肇称殷礼”的涵义与周初礼制变革

汉代学者将《尚书·洛诰》中的"肇称殷礼"解释为启用商朝礼制,是因机械理解"周因于殷礼"和过于相信周公制礼传说而导致的误解。迁居新邑后,周邦自有祭祀祖先的传统礼典,不会在洛邑建成后突然改用殷商礼制祭祀文王、武王并高调宣称使用殷礼。西周早期铜器何尊铭文所述迁都新邑后"复爯武王礼",可以佐证汉儒对《洛诰》"殷礼"的解释有误。《洛诰》"殷礼"是指盛大礼典,"肇称殷礼"与周人因袭商礼无关。论述商周之际的礼制状况,不能过于强调礼制因袭的一面而忽略礼制变革的一面。周初统治者在继承商朝物质—技术文明成果的同时,又将很多带有神秘色彩的商礼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此种礼制变革关乎中国礼制的走向,在中国礼制礼教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