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周人“德”的内涵及其思想逻辑

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见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西周音乐教育及其历史意义

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机构庞大,教学管理严格,传授的主要内容有乐德、乐语和乐舞,并有统一和严格的教学进度;受教育的人通过学习器乐、歌唱、乐舞等音乐技能,来实现对人的全面培养。     

浅析西周青铜文化

西周青铜文化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信仰以及艺术、审美等特征,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探讨我国文献贫乏的西周历史意义重大,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而且西周青铜艺术对于我国现代艺术与设计领域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西周德刑关系思想论

本文认为 ,西周的德刑关系思想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即天讨有罪 ,刑不可少 ;明德慎罚 ,慎重用刑 ;以德化人 ,教而后刑。西周的德刑论从头到尾都贯穿着“德治”的主张 ,对后世的德刑关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成为中国古代德刑关系思想的理论元型。     

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

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来源于《周易》类的筮书,其筮数脱胎于阴阳爻画,其6卦 二二相耦,分为3对覆卦,可能是出于覆体为占的需要。     

《周易》象数对中国明堂礼制建筑的影响——以唐《定明堂规制诏》为例

“明堂”不仅是宗教祭祀的一种建筑象征,而且是上古政治活动的历史标志.本文以唐《定明堂规制诏》为例,通过分析其对明堂布局规模建制等的规定,阐述明堂建筑与易学象敬密切的联系,体现出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天文和数学等结合的“易数”,在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礼制建筑中的重要应用,并为中国传统建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西周法律的主要形式——礼

礼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 ,内容极为广泛 ,大而包括国家的根本法 ,小而遍及待人接物待生活细节 ,几乎整个上层建筑的领域都在它的支配下。《礼记》说 :“夫礼始于冠 ,本于婚 ,重于丧祭 ,尊于朝聘 ,和于射乡 ,此礼之大体也。”关于礼的分类 ,有“五礼”、“六礼”、“九礼”等名目。礼在西周起着法律的作用 ,实际上 ,礼是法的主要表现形式。“礼”字在商代已经有了 ,甲骨文中礼的字形 (参见《殷虚书契前、后编》) ,象征用器皿盛玉 ,以祭祀上帝和祖先。这种祭祀时所用的仪式就叫做“礼”。后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礼”的含义也逐渐扩展…     

论西周文化的人学思想

中国文化的人学思想,具体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于人的存在的自觉认识和主动构建的历史演进轨迹,就其所探讨和阐发的理论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人的存在的行为方式、人的存在的价值完善等方面的内容。由于人学思想是以人类自觉认识到了人的存在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值为其核心特征的,依据这一特征来审视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西周宗法礼乐文化的建构形成,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人学思想已经上升到了初具系统的理论形态。虽然西周文化的人学思想,在其外在表层特征上还依旧笼罩于天命神学的束缚制约,但在其内在本质特征上则鲜明地体现出了对于人的存在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值的觉醒发现。这种觉醒发现是以西周文化所彰显的道德精神为其标帜的,而道德精神由此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因此,深入揭示西周     

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

长安西仁村西周时期陶拍上的数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西仁村采集:2上的数字卦由纵线顺箭头方向环读,共有四组筮数,转化为《周易》卦爻,依次为师、比、小畜、履四卦。而采集:1上亦纵刻筮数两行,转化为《周易》卦爻,自右迄左依次为既济、未济二卦。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不难推想当时所用《周易》的卦序大同于今传本卦序,而且可以看出当时已存在六十四卦“非覆即变”错综关系的概念。文章还分别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一片有字卜骨上的文字与筮数、对北京房山镇江营出土的一片卜骨上的筮数进行了识读,并对它们所采用的揲蓍法进行了推测。在对房山镇江营卜骨进行识读后,还通过对镇江营和周原西周甲骨文字刻写特点的比较,否定了字迹刻写微小者出现早、疏大者出现晚的说法,同时又指出,镇江营与周原西周甲骨文字刻写特点的相似是西周与诸侯国燕在文化上密切相关的明显证据。     

古代国家祭祀与汉唐道教“八节斋”渊源论考(上)——兼对吕鹏志博士一系列质疑的答复

早期道教定期斋戒制度与佛教的关系,是近数十年来国际道教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东晋末年古灵宝经"八节斋"等定期斋戒制度,都是在汉晋道教斋戒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其最早的渊源则是《礼记·月令》等所代表的先秦秦汉国家祭祀制度。汉代《太平经》和《老子中经》奠定了道教"八节斋"等定期斋戒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东晋上清派及其经典则对古灵宝经定期斋戒制度的形成具有最直接的影响。早期道教定期斋戒制度与印度佛教"布萨"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至于六朝以来以"月六斋"为代表的本土佛教定期斋戒制度的确立,恰恰是印度佛教"中国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