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之善——从原初状态阐释行政伦理

近代,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无知之幕,即公共之善.通过对人类整体生活的关切,或者说是对个体未来不幸的可预知的恐惧,社会中的个体关注代际与未来的幸福,至少是为避免不幸,基于此,给予不幸者利益分配上的照顾,这种照顾与其说是对同类不幸的悲悯,更像是慈善的储蓄.这些理论都是理性与平等精神支撑的以单一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人际利益关系为基础的考量人类幸福源泉的学说,这种逻辑不仅在抽象的政治学理论中绽放光芒,而且具有相当的普世性.公共行政的实质在于行政行为的公共性,伦理视角考量的公共行政及其依托的行政权力必须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行使,即使行政人员有“经济人”思想作祟.公共之善的基础在于个体之善的旨归,在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乃是最高的道德的思想困囿下,行政行为不仅是强势人的代言,更应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者的“安身立命”.除了法治匡治行政行为之外,保护弱者,实现人人平等,进而实现理想中完美的公共之善,已成为行政伦理考量下的行政行为之必须.     

从《魔兽世界》审批权之争看中央行政机关权限冲突之解决方式及其完善

《魔兽世界》审批权之争反映了我国中央行政机关权限冲突依然无法有效的解决。我国中央行政机关权限冲突的解决方式有两个环节:一是中央行政机关相互协调;二是国务院(通过中央编办)进行协调。这种解决方式在实践中依然存在协调不及时、规定不清晰和机制不明确的问题。完善我国中央行政机关权限冲突解决方式的思路是强化行政首脑的权限争议裁决权,而不是强化诉讼救济。具体来说,完善中央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机关相互尊重对方的职责权限,并负有协助义务;进一步实施大部制改革,重整行政组织;强化国务院总理在权限冲突中的裁决权。     

台湾人工生殖技术管制之回顾与前瞻

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技术的管制先后经历了道德管制和行政管制两个阶段,目前正积极总结各阶段管制模式的成败得失,努力构造《人工生殖法》的原则和框架,以提高人工生殖技术管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行政人道德风险的经济分析

行政人是“经济人”的特殊形式,其“经济人”的本质属性及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失衡是行政人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动因。要避免行政人道德风险的产生,就必须建构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以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均衡相等、内控与外控相结合的防范机制。     

走出行政伦理困境——一个交往理性的解释框架

在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中,行政官僚会在三个 不同的层面上遭遇无所适从的伦理 困境。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伦理困境大多根源于价值来源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之间的不可调 和。在行政活动中,产生于组织、法律、政治以及道德等不同视角的多样性价值之间缺少相 互化约的有效手段,当它们在一个缺乏合理的交往结构中相互碰撞时,冲突就产生了。因而 ,解决行政官僚的伦理困境需要重建政治社会的交往秩序,通过将他们安放在一个以商议性 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制度框架内,不同价值要求之间的冲突可以根据依此而生的一个民主程序 和“词典式序列”而得到有效地解决。     

试析行政选择中的伦理妥协及其思想渊源

行政伦理妥协 ,是行政主体处于善善同类性质的两难困境时进行道德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现实的政府行政过程中所存在的“最小的恶”、道德中立、道德缄默、伦理放逐等现象 ,只是行政伦理妥协的异化表现形态 ;而性恶论、功利主义和“经济人假设”则对行政伦理妥协的异化现象的产生有着直接的思想影响。本文的结论是 :为了防止行政伦理向恶妥协 ,必须构筑行政伦理底线     

行政伦理及其建设平台

行政伦理是比官德内涵更深、范围更广的新型伦理 ,因此应当用行政伦理代替官德。当前 ,行政伦理建设的目标就是行政信用的打造 ,即树立公正、高效、廉洁的行政形象。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政务的公开与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电子政务与“政务超市”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为行政伦理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科学高效实施权责清单贯彻落实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及相关法规为宗教工作设置了很多行政审批事项,这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手段。宗教工作部门应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全面落实新修订《条例》,深化宗教事务方面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行政审批事项列入权责清单并认真实施,用法律来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     

从技术理性到行政伦理——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伦理反思

大数据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智慧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模式,然而智慧治理面临人的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社会公正等诸多伦理挑战,这些挑战与技术理性的张扬密切相关。智慧治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善,而要实现公共善,就要对这种技术理性进行必要的行政伦理的审视,通过责任伦理实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目的善与手段善、公共善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从而使智慧治理获得伦理确证与道德规约。     

降低药费支出如何可能

政府人为压低医疗服务价格导致的"以药补医"机制赋予了医疗机构抬高药价、谋取售药利润的合法权力,而公立医疗机构在药品零售环节上的双向行政垄断地位使其具有足够的能力高价卖药以获得高额卖药收益,进销差价率管制则进一步诱导医院进销高价药,而单独定价政策加之宽松的新药审批制度为药厂提高药品批发价、医院购销高价药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问题源于政府管制的失当."收支两条线"改革根本无助于实现控制药品费用并促进医院合理用药的目标.降低药费支出的根本措施是消除价格管制,实现医疗服务市场定价、消除"以药补医"体制,消除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零售的垄断,最终实现医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