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改良与功利: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设计变革的推动力

英国作为设计史开篇最早的国家,自19世纪就开始了对现代设计①的探索,它是以不断回溯自身传统,不断修正工业文明的弊端与局限的路径进行的.特别是在社会基础发生巨大变化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设计面临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全新课题,设计师和理论家进行了一系列设计改革,有的希望回归中世纪哥特文化,有的用新教伦理进行社会改良,也有的主张从机械文明内部来构建现代设计.本文通过探讨维多利亚时期设计变革背后的信仰、改良和功利三重推动力,来解析英国早期现代设计的自我建构和自我修正.     

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行政体系

传统的东方学派学者认为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没有城市行政管理机构,没有改进自己政府服务的责任,并由此否定城市的作用,认为城市没有任何积极贡献相伴随。而笔者认为省督、法官、市场监督员和公共道德监督员、社团谢赫和少数民族社团谢赫、行会谢赫等组成了中东伊斯兰城市独特的行政体系,该体系在城市不同的方面经营着城市,使统治阶级不用建立一个真正的管理网;同时,过于严密的行政管理网络也使城市失去了自由发展的机会,成为制约城市率先瓦解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管子》的行政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管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代行政管理思想的相应萌芽形式及其基本价值观念，如以民为本的行政原则，国富民强的行政职能，廉正无私的工作作风，分类明确的人事行政等思想。学习借鉴这些思想，吸收古代行政管理思想的精华，有利于现实行政管理的研究，推动行政管理实践的顺利进行。     

“温良恭俭让”与行政决策

“温良恭俭让”是孔子在“闻政”过程中所得到的治国五字方针，是为政道德。从行政决策的角度来看，“温”要求决策目标的设定不能过高或过低，要适度持中，恰如其分。“良”要求决策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有益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坚持为大多数人服务。“恭”要求对民要恭，谋事要恭，做事要恭。“俭”要求爱惜财物，节省开支，反对铺张浪费。“让”要求礼让为政，既要善于让别人发表意见，又要善于让步和善于让利。以“温良恭俭让”指导行政决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合作治理的空间化构想——评《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

张康之教授的<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合作治理的思想主张.在具体的分析和论证中,该书的空间分析方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法论转向,对理解公共治理的状况和行政伦理的生态具有重要的启示.从空间的维度对政府演变的理想类型进行解读,可以建构一套清晰而连贯的分析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框架.合作治理的主张是方向性的和原则性的,还需要更多理论上的深化和完善.这也应当成为推动治理变革的思想工具,促进合作治理的普遍实现.     

从“师道”与“君道”关系看晚明清初社会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三种路向——以王艮、管志道、黄宗羲为中心

师道运动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宋代,士大夫的师道意识高涨,提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主张。然而到了明代,由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师道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直到中晚明,经过王阳明的重新提倡,到王艮提出“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的口号,师道运动重新达到了顶峰。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初,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都有所体现。余英时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的阳明学师道运动主要是一条“下行路线”。本文则注意到,明代晚期曾出现了管志道、杨起元等学者以及张居正等政治家,他们共同反对泰州学派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师道运动,企图重新恢复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教秩序,揭示了一条“上行路线”;另外,代表了地方士绅、商人、富农等“中产阶级”利益的东林学派和黄宗羲,则试图限制君权并进而与君主分权,这一路线可以视为“中间路线”。从这些方面看,晚明清初的社会改革路向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     

试论现代法制环境下的行政调解

现代法制环境下行政调解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中国由于行政调解具有强烈的公权力干预色彩,因此很容易导致非自愿与“廉价正义”。现代法制环境下的行政调解,必须发挥行政机关管理与救济的功能,正视行政机关在处理纠纷中的地位,通过促成纠纷各方合意的形成,达成彻底解决争端的目的。     

从新旧教材比较（《函数及其表示》部分）看数学课程改革趋势

编写蘸教材是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新旧教材在内容的组织与表达，例题和习题的选配上往往有自己的特色，从对比中可以看到，新教材体现出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思路。     

香港道教界将举办第十届道教节

2010年3月,是香港道教界第十年举办道教节庆祝活动。今年香港道教节的开幕礼将于3月29日,在香港岛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开幕礼除了邀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