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中的价值问题

知识总是必然地比单纯真信念更好吗?我们可以通过思考知识与行动的规范关系,特别是与断定的关系,来解释这种知识-价值直觉。首先,从表现规范性的角度来看,知识是行动的一个特例;其次,知识是断定的规范,即为了一个真诚的断定p是适切的,那么这个行动者必须知道p;最后,知识的断定规范与知识的价值直觉具有等价关系:断言p在认知上似乎是恰当和有价值的,当且仅当这个断言倾向在认知上是恰当和有价值的。总之,知识的价值最终源于认知主体的偏好及其对个人生活和共同体生活的繁荣的增进作用。     

面孔识别的自我群体偏向

面孔认知研究表明, 人们识别和再认自己所属群体(如种族、性别、年龄)面孔的成绩显著好于识别其他群体面孔的成绩。近年来围绕面孔识别的这种自我群体偏向进行了实验研究, 研究者提出了知觉经验说和社会认知论两种理论来解释其认知加工机制, 而类别化-个性化模型和双路径模型则是将两种理论分别加以整合提出的新解释。研究者还对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的神经机制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任务等因素对自我群体偏向的影响。提升面孔识别自我群体偏向研究的生态效度, 构建整合性理论模型以及加强跨文化和本土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的修订

该研究以国外学者Caglar Yildirim和Ana-Paula Correia于2015年编制的Nomophobia量表为基础,修订出了适用于国内的中文版无手机恐惧量表。研究首先使用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对量表结构进行初探; 其次使用项目反应模型进行项目分析并根据其分析结果对项目进行修改和筛选,最终形成正式版量表; 最后对正式版量表其进行信效度检验,并再次对量表题目进行项目分析。最终量表共16道题目,包括害怕无法获得信息、害怕失去便利、害怕失去联系和害怕失去网络连接4个维度; 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1,四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89,0.816,0.887和0.896。CFA验证性结果显示量表结构较好(χ2/df=3.91,RMSEA=0.067,TLI=0.941,CFI=0.952,SRMR=0.04); 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作为校标的结果显示二者之间相关为0.626,效度良好。最终量表项目区分度在[1.734,4.806]之间,四维度区分度均值为2.1765,2.72,3.2925和3.883,项目难度参数在[-1.830,4.806]之间。综上结果显示该研究编制的无手机恐惧量表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供后续研究使用     

新冠疫情期间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和抑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考察新冠疫情期间,工作-家庭冲突是否通过职业倦怠增加中小学教师抑郁水平,以及心理弹性是否调节该中介作用。1127名中小学教师参与线上调查,完成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问卷、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及中学教师心理弹性量表。结果发现：(1)大多教师疫情前后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的状况变化不大,少数教师疫情期间工作生活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状况变差或好转;(2)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职业倦怠呈正相关,三者均与心理弹性负相关;(3)控制额外变量后,职业倦怠是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在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状态更好、更差以及与疫情前后没有差别的教师中均成立;(4)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好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对于感知疫情后情况更差的教师,心理弹性调节了职业倦怠与抑郁的关系。因此,缓解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提高心理弹性可减少中小学教师抑郁,保持心理健康。     

秒回?信息通讯技术时代的职场通讯压力

职场通讯压力是指员工想要快速回复基于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工作消息而体验到的紧迫性, 现有研究对其成因及影响路径的探讨较为零散且缺乏系统性认识。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并结合努力-恢复模型, 讨论作为工作要求的ICT使用以及作为个人要求/资源的个体因素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前因作用; 探讨职场通讯压力因阻碍恢复活动而对员工身心健康以及工作和家庭领域产生的消极影响, 以期增进对职场通讯压力的全面了解, 丰富现有研究对ICT使用后果的认识, 并为未来研究的展开以及员工职业心理健康干预实践提供参考。     

心理丰富提高亲环境行为意愿

理解幸福和积极因素与亲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探究影响亲环境行为的积极前因,研究聚焦于心理丰富的幸福取向,通过10个子研究(N=2979)考察了心理丰富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发现,心理丰富程度越高,人们越愿意为环保做出努力和行为改变(研究1.1～1.4),而这是因为心理丰富提高了自我扩展水平(研究2.1～2.4),并且在个体将自然看作比自我更渺小时,自我扩展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更显著(研究3.1～3.2)。研究结果揭示了幸福对亲环境行为的积极作用,为推动人们参与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提供了启示。     

分配对象和分配情境对4～6岁幼儿分配行为的影响

为了考察分配对象和分配情境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的影响,向儿童呈现合作和竞争两种分配情境,对150名4～6岁儿童在合作和竞争情境中面向不同分配对象的分配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1)5～6岁儿童比4～5岁儿童能够主动分配给他人更多的资源;(2)分配对象和分配情境对4～6岁儿童分配行为具有显著影响;(3)分配情境和分配对象具有交互效应,即相比竞争情境,儿童在合作情境中表现出了更强的朋友偏向效应;(4)在不同的分配情境中,儿童的分配行为理由具有显著差异。     

马克思主义中的“评价”问题——从“塔克-伍德命题”谈起

“塔克-伍德命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评价”问题,即“马克思是否对资本主义作道德评价;是否有非道德评价方式;这些评价方式的地位与关系”。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道德评价上呈现出矛盾态度,这应从“唯物史观内部本质与非本质层次划分”角度解释。按此,道德评价的可能是在一个特定意义上被承认。但通过对经典理论中具体价值评价的性质甄别表明,其中的价值评价主要是历史评价,道德评价既不占数量上的主导,其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历史观的巩固。故总体意义上,“不作道德评价”是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解。这一评价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经典理论中“科学与道德”两种基本思维关系问题即两种思维是分开的,且科学思维是主视野。就此而言,以往反驳“塔克-伍德命题”的道德主义立场,其论证走向了另一极端,导致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遮蔽。     

消费行为研究中的联合分析法

联合分析(Conjoint Analysis)是一种定量的研究消费者选择偏好的方法。虽然从它诞生到现在只有40年的历史,但它对消费者行为学的影响很大,它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文章首先介绍了联合分析的基本概念,然后重点阐述了联合分析的原理、步骤和发展历程,最后对联合分析的发展方向作了一个简要概括。     

词汇判断中汉语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

运用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了汉语双字词识别中的多义性效应。实验一运用2个真字任意组合构成的假词（如：镜社）作填充材料,发现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仅仅存在于错误率中。实验二运用与源真词（如：冲锋）同音形似的假词（如：冲烽）作填充材料,促使被试更多地在语义水平上做出判断,结果发现很强的多义词识别的优势效应,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低频词上。两个实验结果表明,在词汇判断中用不同的假词作填充词会影响被试的词汇判断策略,从而在不同水平上通达词义。最后,用反馈模型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