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良特质在情绪调节行动控制中的内隐优势

基于善良特质在中国人人格修养中的重要价值, 本研究以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理论为模型参照, 设计了三项行为实验检验善良特质的导向性与内隐情绪调节的关系。研究1采用Stroop任务, 比较高低善良被试判断人际关系词颜色时是否受到色词内容的干扰, 结果发现, 高(vs.低)善良被试对人际关系积极词更敏感; 研究2采用情绪调节内隐联想测验任务比较高低善良被试的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差异, 结果发现高(vs.低)善良被试更倾向于采用控制型情绪调节方式调节情绪; 研究3在诱发被试负性情绪条件下, 采用面孔表情视觉搜索任务间接考察高低善良被试在内隐情绪修复效果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高(vs.低)善良被试搜索愤怒背景下高兴面孔的速度更快。三项实验结果一致地表明, 高善良特质利他重感情的行动目的性在情绪调节的行动控制中具有内隐优势, 对积极的心理健康起促进作用。     

听障儿童认知抑制控制的脑电特点

通过认知抑制控制的Stroop范式运用事件相关电位考察听障儿童和对照组儿童在认知抑制控制方面的行为特点以及脑内时程特点。行为结果显示:(1)两类被试在一致条件下认知抑制控制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不一致条件,反应时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表现出冲突效应;(2)组间结果显示,听障儿童的认知抑制控制正确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儿童,反应时上差异不显著。脑电结果显示:(1)不一致条件在N450上的负激活显著高于一致条件,听障儿童比对照组儿童诱发了更负的N450波幅;(2)不一致条件在SP上的正激活显著高于一致条件,两类被试在SP上差异不显著。结果提示听障儿童在认知抑制控制过程中的冲突监测功能存在障碍,这是由于冲突监测过程中注意分配能力受损所致。     

干扰控制的训练:内容、效果与机制

研究发现,干扰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研究者通常选取儿童、成年人、老年人和部分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以Stroop、Flanker等任务为训练任务,训练时间从5天至5周不等,任务量从76至2200试次不等。研究者一般通过行为、脑电和脑成像等技术对训练效果进行评估。训练的研究结果发现,训练后个体的干扰控制能力得到提升,且训练效果可以迁移到其他相关任务中去。干扰控制的训练效果可能受训练任务与评估任务的设置和个体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经过认知训练,对冲突信号起监控作用的前扣带回皮层激活程度降低,而执行冲突解决的前额皮层激活程度增强,加强了自上而下的认知控制能力,进而导致干扰控制能力的提升。干扰控制训练的保持效果、机制探讨等问题将成为该领域日后重点关注的内容。     

一孩政策后果的历史审视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而70年代的计划生育很成功。由于急于求成,从1980年开始推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政策远远超出了农村群众的承受能力,也不得不将计划生育工作引入强迫命令和野蛮粗暴的境地。由于理论落后于实践,这一政策事前缺乏充分科学的论证,《公开信》给出的解释也是十分牵强的。一孩政策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将长期影响中国;解决一孩政策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控制与赋权:中国政府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

持续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推动中国政府不断调整其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增强的国家能力、社会组织合法性的积累、对社会合作伙伴的真实需求、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发展等因素,促使国家更多使用引导导向的控制策略,并全方位实施多种类型的赋权手段。发达地区的政府率先采取了控制与赋权并重的混合型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以培育具备高度专业竞争力同时政治上服从的社会组织。日益多维和复杂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反映出在发展目标、约束条件、可用手段和政社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本文运用了多个案例讨论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出现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揭示中国社会体制发展的当下逻辑和取向。     

情境与模式:中国政策执行的行动逻辑

由于有限认知的原因,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并不具有完备的政策路径。本文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视角,为理解中国制度环境下的政策执行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通过识别政策路径的明晰性和部际协同的需求强度两个变量,可以区分政策执行的四种模式:部门主导模式、高位驱动模式、政策试验模式和观望等待模式。政策执行不存在普适的最佳模式,需要根据不同的行动情境,确定有效执行的恰适模式,建立相应的体制和机制安排。     

父母控制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效应

以往研究探讨了父母控制与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PIU）的关系,但它们在父母控制的操作定义、独特效应检验、函数形式分析等方面不够完善,且较少对中介机制进行探讨。本研究考察了不同形式的父母控制（行为控制 vs. 心理控制）与青少年PIU的直接联系,以及越轨同伴交往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选取703名初中生作为被试,匿名填写人口学问卷、父母控制问卷、越轨同伴交往问卷和青少年PIU量表。回归分析表明：（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PIU分别具有线性的抑制效应和促进效应;（2）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越轨同伴交往分别具有线性的抑制和促进效应,进而作用于青少年PIU。因此,父母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与青少年PIU具有密切的联系,且越轨同伴交往在其中具有中介效应。     

恐惧和愤怒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目的:探讨愤怒和恐惧对认知控制的影响。方法:采用3(情绪条件:平静、愤怒和恐惧)×2(任务类型:任务重复和任务转换)两因素被试内设计,使用自传体回忆的方法诱发目标情绪,然后要求被试依次完成任务转换作业、情绪自评报告和分心任务。结果:(1)在任务转换试次,在恐惧和愤怒情绪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慢于平静情绪条件下的;(2)在任务重复试次,三种情绪条件下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3)愤怒和恐惧条件下的反应时转换代价显著高于平静情绪条件下的。实验结果支持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     

情绪和控制幻觉对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双因素被试间实验具体考察了特定情绪和控制幻觉对于个体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存在显著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愉悦情绪与投资者的追涨羊群行为呈正向关系,恐惧情绪与跟跌羊群行为呈正向关系;控制幻觉与投资者的追涨羊群行为呈正向关系,与跟跌羊群行为呈负向关系;高控制幻觉的投资者在愉悦情绪下倾向于乐观追涨,而低控制幻觉的投资者在恐惧情绪下倾向于悲观跟跌。     

基于Flanker、Stroop和Simon多重冲突驱动的认知控制机制

认知控制是维持和调整多任务目标导向的加工策略,而基于多任务冲突的认知控制是一般领域上还是特定领域上,即一种冲突是否会影响另一种冲突的解决,已有研究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本研究运用事件相关电位（ERP）方法考察了同一任务中不同类型冲突（Stroop、Simon和Flanker冲突）驱动认知控制调节的脑机制。数据显示：各冲突都出现了一致性效应和冲突适应性效应;实验中每种冲突的上一个trial只与该类冲突的当前trial的交互效应显著,而与其他类型冲突的当前trial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几乎所有冲突都发现了P300、N450、SP成分一致性效应。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型冲突驱动条件下,人脑能够同时监控并解决不同类型的冲突;冲突驱动的认知控制系统以局部的控制方式工作;人脑是基于多冲突驱动的认知控制系统的灵活性和某类型冲突所特有的控制机制来解决冲突,且冲突解决机制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