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

梁漱溟、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政治哲学均将中西政治传统之根本差异理解为其背后的“精神-主体性”之差异,这种解释可以方便地称之为政治哲学中的“智识之辨”。这种解释不止于描述中西政治在制度表现、社会组织、人际秩序等现实政治运作上的不同特征,而且试图在认识论(广义)、主体性及存有论上解释何以会有这种差异。这种“精神-主体性”的解释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何以没有孕育出民主以及如何开出之;另一方面是要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并为建立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避免现代文明的流弊、纳现代文明于传统等目标奠定思想基础,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批判中实现返本开新。     

在风险社会中看想象之于行动

人的一切认知都是为了行动,而行动则是为了人的生活和生存的需要。想象是人的认知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或者说是人的认知活动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工业社会中,想象在科学认识和社会生活、生产实践中遭到了排斥,只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以及文学艺术活动中才得以认可。人的认知活动需要在具体的条件和历史场境中来加以理解,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体系。在工业社会所拥有的认知体系中,分析性思维处于主导地位,通过分析、抽象、推理等方式而实现认识,并将认识成果作用于实践。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能够适应合作行动要求的认知方式是与相似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而想象则是相似性思维的构成要素和重要环节。对于人的行动而言,想象意味着创造、创新。因而,在人类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遭遇了风险社会的时候,我们在致力于思维方式重建的任务时,需要突出想象的功能。     

思辨哲学与自然法传统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劝勉篇》中的古代自然法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提出了一种古代自然法理论。根据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观念,古希腊自然法具有规范性、自然性和恒常性三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在《劝勉篇》中关于法律的论述符合古代自然法的这三个特征。《劝勉篇》的写作受到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反驳伊索克拉底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也是一个重要动机。正是这两个背景,促使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自然法理论。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心理矛盾与自我构成——道德哲学新视阈

伦理两难引发的心理矛盾有可能破坏自我的统一性,造成能动性的瘫痪,常被理性主义哲学家看作应当避免的负面现象。然而,心理矛盾对理解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重价值面向有积极作用,也为行动主体的自我改善提供了契机和动力。在重估心理矛盾的道德哲学意义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转化和结合矛盾两极、以矛盾张力为行动依据的折中式解决方案。折中式方案促使行动主体反思并调整自己的多重实践同一性,对所处社会情境作出更恰切的反应,推动社会向着更加公平的方向变革。因此,心理矛盾不仅凸显出自我是在时间中的展开,也揭示出自我深刻地内嵌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解决心理矛盾,正是打破自我的静态统一性、建构更加立体的动态统一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体现出个人与社会的双向影响和塑造。     

“法自然”与“辅自然”:老子“自然”概念的两层分疏

对老子的“自然”概念可作两层分疏：“法自然”与“辅自然”。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言,从文法修辞上可以还原为“人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人法地、天、道也就是人“法自然”(自然是地、天、道的本质),人“法自然”的诠释路线可以克服“道法自然”的诠释困境。就“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而言,讲的是圣人“辅自然”,意在君王应顺辅百姓之自然。其他关于“自然”的原文及思想,均可统摄在“法自然”与“辅自然”的两层义涵之中。人“法自然”是在天人(天道与人道)关系里讨论修身智慧,是向上法(人取法地、天、道之自然),凸显天道的本原地位;圣人“辅自然”是在君民关系里讨论治国智慧,是向下辅(圣人辅百姓之自然),凸显民的自主性地位。     

科学地认识历史何以可能——《费尔巴哈论》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在具体哲学层面,恩格斯剖析了费尔巴哈哲学所具有的思想解放作用及其局限性,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性、批判性和超越性;二是在一般哲学层面,恩格斯强调真正推动哲学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日益迅猛的进步,自然科学和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终结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进程,同时也造就了历史领域由思辨哲学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何以能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论证,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对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征、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驳“马恩差异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落成典礼在京举行北大核心CSSCISSCI

9月28日,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新院址落成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钮茂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副局长王作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阿訇等应邀莅临并剪彩。出席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常委联席会议的神长教友及全国修院的师生及来自海内外的数百位教内外人士参加了隆重的落成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主教,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分别发来贺信。     

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

儒家的"万物一体"的思想,以天道自然、宇宙一体、一体归仁、生命感通、生生和谐与天下大同为其基本内容,以其内在心性的感通性、类推性、扩充性作为其证成为"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为笔者所着力建构的现代共生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笔者倡导的的共生哲学的实质,就是藉以阐明大道或存有是如何在宇宙及其现实世界中彼此共同相处与和谐共进的.因此从共生哲学的意义来看,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上,含蕴着现代共生哲学的基本内涵,它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走出当下的天-人、人-自然、人-我和人-人的对立与两橛,提供了无尽的传统智慧与现代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