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忽视与同伴接受：消极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

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同伴提名法,考察小学4、5年级共503名儿童的消极社会行为（攻击行为、退缩行为、受欺负行为）、同伴接受和儿童忽视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儿童忽视与退缩行为、受欺负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攻击行为之间相关不显著;儿童忽视与同伴接受有显著负相关。忽视通过消极社会行为的两组中介变量作用于儿童的同伴接受。     

习惯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习惯是一种由某特定线索引发并指向某特定目标(包括外显目标与内隐目标)的自动化反应。它具有过去有行为的重复、环境线索的稳定与自动化的反应等特征。关于习惯的测量方式主要采取自我报告法（如自我报告过去行为频率、自我报告习惯频率、自我报告习惯索引等）和反应频率测量法。对习惯的形成的理论解释主要有环境促进、态度促进、目标促进等几种观点。未来研究应继续深入探讨习惯的本质、整合形成机制的相关理论及开发更可靠方便的测量工具。     

儿童道德脱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问卷调查了775名小学四、五、六年级儿童的移情和道德认同对于道德脱离的影响及道德脱离对其社会行为的作用。结果表明,儿童的移情和道德认同均对儿童的道德脱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儿童的道德脱离对于攻击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与亲社会行为则是显著的负向关系。     

乳腺癌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探讨乳腺癌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生活质量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应用慢性病自我管理研究测量表中的自我管理行为量表、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调查260例乳腺癌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和生活质量.乳腺癌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生活质量现状均不理想,自我管理行为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P＜0.05）.乳腺癌患者自我管理行为与生活质量间有密切关系,临床护理工作中可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来增强其自我管理行为,进而提高生活质量.     

“不堪设想的未来人类”：人口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

我首次与克洛德·列维一斯特劳斯会面是在2003年3月,地点是他的办公室,位于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图书馆大厅的上层。在我们的交谈即将结束时,他向我提了个问题,而我却未能做出回答,这表明我当时对他的世界观原则还不甚了解。他问我是否知道他一生中见到的最大灾难。我承认,自己最先想到的是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为,可又觉得这个回答太浅显而没敢说出口。我陷入迟疑中,并等着他开口而不想贸然发话,因为他显然对这个问题有过深思熟虑。     

行为抑制性、母亲养育方式和学步儿问题行为的关系

采用实验室观察及问卷法,考察学步儿行为抑制性、母亲养育方式和问题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1)行为抑制性正向预测内隐问题行为;母亲拒绝正向预测外显问题行为;母亲保护担忧负向预测外显问题行为。(2)性别能调节母亲养育方式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母亲鼓励独立负向预测男孩内隐问题行为;母亲拒绝正向预测女孩内隐问题行为;保护担忧负向预测男孩外显问题行为;母亲惩罚正向预测男孩外显问题行为。     

论作为人学的艺术

从古至今对于艺术的思考从未停滞。对于艺术又是谁人的艺术,艺术品的目的何在,艺术品的本质为何？这些与艺术相关、丰富艺术内含的思考让我们更了解它,无限接近它。艺术围绕人的存在而存在,以人为创造主体而展开。艺术,它也是人学的一个表现方面。作为人学的艺术以艺术家为创造主体,从人的视觉角度去认知世界,力求表现事物的主要特征。它的存在不仅仅在于艺术品本身,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意义。     

现代服装艺术的审美特征解构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服装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遮风挡雨的工具与手段的功能,成为人们追求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精神满足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是说人们越来越把服装看作是一种艺术形式,从而在近现代社会中服装设计也成为了艺术。事实上,服装艺术体现了人们对于服装设计的创造智慧与审美诉求,与其他艺术种类一样,遵循着一定的审美准则,记录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反映着不同时代的特征。     

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

上世纪60～70年代,Christie创造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心理学构念,而Exline,Geis和Bogart开创了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后继研究者继承并不断完善他们的实验方法,探讨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尤其是欺骗和逢迎)、道德判断(包括道德观和道德推理)、道德教育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尽管有证据证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存在密切关系,但两者是否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仍存争议,不过多数学者一致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不道德行为缘于其道德判断和道德教育,他们决策时将传统道德标准排除在决策标准体系之外,因此描述他们道德判断应采用"非道德"而不是"不道德"。     

城镇化与藏区僧侣修行行为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藏区僧侣修行所依托的社会现实环境发生改变.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学经僧在加行道、基本修持等方面的修行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僧侣,而在成就修持阶段差异并不明显.城镇化所带来的更大的开放性与更多的社会支持为藏传佛教及其僧侣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