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成本最小化信息的社会性意图识别：来自脑电和行为的证据

与已有研究着重考察如何识别客体导向性意图(动作以物理对象为目标, 而不涉及其他人)不同, 本研究对人们如何识别社会性意图(动作以指向社会主体为目标以影响对方的交互行为)进行了探讨。基于两交互主体在整体层面应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分析, 提出当A协助B达成目标状态所需要的成本小于B单独实现该目标状态所需要的成本时(简称为成本最小化信息), 其可被识别为具有社会性意图。通过在B面前设置栅栏的方法操纵成本最小化信息, 以指示不同意图类型的脑电μ抑制程度、对不同变化的敏感性(辨别力)为指标, 对该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 相比客体导向性意图的控制条件(即A将目标物苹果放置在石头前), 当A将目标物苹果放置在被栅栏挡住的B前, 其动作可减少B单独获取该苹果的动作成本, 即符合成本最小化条件时, μ的抑制程度更高(实验1), 且对结构改变(某两个动画中充当相同角色的智能体互换)的辨别力更强, 但对角色交换(某个动画中两个智能体的角色交换)的辨别力更弱(实验3a); 而当栅栏不存在时, 虽然A的运动路径与实验1相同, 但A将苹果放置在B前的成本大于B自身获取苹果的成本, 即不符合成本最小化条件, 条件间μ抑制的差异消失(实验2), 且对不同动作模式中变化的辨别相当(实验3b)。鉴于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性意图所诱发的μ抑制强于客体导向性意图, 且人们对存在社会性意图的两个智能体间的结构改变更容易辨别, 而对角色交换不敏感, 故上述结果揭示, 两个个体的行为是否满足成本最小化影响人们对动作意图的识别, 支持成本最小化信息是社会性意图识别线索的观点。     

基于作答时间数据的改变点分析在检测加速作答中的探索——已知和未知项目参数

相对于传统的离散作答数据, 作答时间作为连续数据, 可以提供更多信息。改变点分析(change point analysis)技术在心理和教育领域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本文一方面对改变点分析在心理测量领域的应用进行了一个综合的总结和分析; 另一方面, 将基于作答数据的两种改变点分析统计量推广到作答时间数据, 将改变点分析技术应用到测验异常作答模式：加速作答speededness的检测上。采用两种检验方法：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 分别在已知和未知项目参数的条件下, 实现异常作答模式的检测。结果表明, 所采用的方法对于加速作答行为的检测具有很高的检验力, 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I类错误率。实证数据分析进一步表明本文中所使用的方法具有应用价值。     

视觉观点采择需要抑制控制的参与：一项负启动研究

从抑制控制模型出发,采用负启动范式考察视觉观点采择的认知机制。实验1采用自身体转换任务(N=35) 、实验2采用圆点数量判断任务(N=33)分别考察成人在完成二级和一级视觉观点采择任务时是否需要抑制控制的参与。结果发现,成人在完成两类视觉观点采择任务时均出现了负启动效应,说明当他人观点和自我观点不一致时,个体需要抑制自我的观点才能成功采择他人的观点。     

事与愿违？思维抑制中的立即增强效应和延迟反弹效应

思维抑制作为一种重要的自我调节策略,对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思维抑制的过程中,会出现立即增强效应或延迟反弹效应。本文在介绍思维抑制研究范式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别从信息加工和动机视角对思维抑制的加工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并据此指出未来研究应改进研究范式,考察环境变量对思维抑制的影响,整合理论解释以及开发改善精神障碍患者思维抑制的训练方法。     

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内隐性别偏见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内隐性别偏见与合作行为的影响,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和三种合作范式进行了两个实验。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1）积极想象性接触能显著降低不同性别个体对异性的内隐性别偏见。（2）积极想象性接触仅能显著增加个体在囚徒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内隐性别偏见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积极想象性接触既能减少个体对异性群体的内隐性别偏见,并可进一步促进两人情境中与异性间的合作行为。     

补偿他人还是保护自己?内疚与羞耻情绪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差异

作为两种常见且易被混淆的自我意识情绪, 诸多研究者对内疚和羞耻的产生前因及影响后效进行研究, 尤其是近年来的研究逐渐关注两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我们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 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差异, 内疚的影响更为稳定及具有普适性, 羞耻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内疚和羞耻对合作行为的不同影响可从动机机制和调节机制两方面进行解释。首先, 动机机制包括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以及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内疚对他人的补偿、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互动中的公平; 弥补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修复人际关系, 重新获得他人或自己的接纳与认同。羞耻对自我的保护、修复动机主要体现在释放消极的情绪状态; 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声誉, 修复自我; 保护自我, 防止后续伤害及不良后果。总体而言, 内疚者关注过失行为及后果, 侧重于对受害他人的补偿或对与他人关系的修复, 而羞耻者关注整体自我的受损, 侧重于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己社会形象的修复, 基于此,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内疚与羞耻影响合作行为的动机机制对比模型图。其次, 调节机制涉及到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 其中个体因素包括认知因素、社会价值取向、自我控制能力、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 情境因素包括暴露情境和掩蔽情境、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相关情境和不相关情境。具体而言, 内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的较少受情境的限制, 而羞耻受情境因素限制较多, 在暴露情境、相关情境中更能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 而在掩蔽情境、不相关情境中, 羞耻较难影响个体的合作抉择, 且无论是实验室情境还是日常情境, 内疚似乎都比羞耻更易影响合作。最后, 鉴于内疚与羞耻的诱发和测量方法的有效性仍需检验, 两种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过程机制和生理机制仍不明晰, 个体因素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以及跨文化研究较为缺乏, 未来研究可以从内疚和羞耻诱发与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情绪作用发生的内在过程和生理机制, 情绪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这几方面进行扩展和深挖。     

居危思变?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

企业往往在员工管理和组织创新上处于“两难困境”——难以提供稳定工作但又不得不依赖员工实现组织创新, 这就使得研究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企业员工遭遇不同环境威胁带来的工作不安全感时, 创新行为存在差异。本文在威胁焦点下深化工作不安全感概念, 并基于“以变量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探讨其对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过程。首先, 结合环境威胁来源与主观感知, 把工作不安全感分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和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两个维度, 并将编制测量量表。其次, 期望运用纵向研究设计, 通过分析多时点的员工-主管配对数据, 基于情境调节焦点和工作激情的链式中介作用, 来揭示岗位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负向影响, 以及人员焦点工作不安全感对创新行为的倒U型影响。最后, 将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思路,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讨工作不安全感潜在类型及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推进工作不安全感的概念和效用研究, 也为企业如何有效促进创新提供对策建议。     

逆境中何以建言?成就目标视角下员工建言韧性的形成机制与作用效果

在动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 员工建言对于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的建言研究普遍认为, 当环境不支持建言时员工会减少建言行为。然而, 并非所有员工都会在逆境中放弃建言, 有的员工甚至会在逆境中表现出更多的建言行为。为了回答员工何以在逆境中持续建言这一基本问题, 探索员工在逆境中持续建言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效果, 本文将首先探讨建言韧性的概念内涵, 并开发建言韧性的测量工具。然后, 以成就目标理论为基础, 对三种目标定向促进或者抑制员工建言韧性的路径和条件做出分析。最后, 探讨建言韧性对员工后续建言行为和领导者建言采纳的影响。本文回应并拓展了建言研究的前沿问题, 也为组织了解和培养员工的建言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基于双系统模型的机制探讨

为了考察特质焦虑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并基于双系统模型探究其中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特质焦虑问卷、简版自我控制量表、感觉寻求量表和青少年多领域冒险行为问卷对1720名12～18岁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数据1549份。结果发现：（1）特质焦虑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冒险行为,自我控制在特质焦虑与冒险行为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2）感觉寻求调节了该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即个体的感觉寻求水平越高,自我控制对冒险行为的预测作用越大。     

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探讨了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检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以及性别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采用青少年感恩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对392名听障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感恩显著正向预测听障学生的亲社会行为;（2）生活满意度在感恩与听障学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该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即生活满意度只在听障男生的感恩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